大學新生行囊40年之變的多重折射

　　每到高校開學季，大學新生的行囊總要成為話題。除了以往那種細致耐心地提醒新生們要帶齊各種證件、材料，前兩天還有媒體觀察到了高考40年來大學新生行囊的變化：較之40年前恢復高考后第一批新生入學時，大家背著水壺、臉盆、被褥，帶著咸菜、干糧到學校報到，如今手機、筆記本電腦、iPad“三件套”等電子產品成為大學新生的“標配”，由此也引發了“該如何合理配置新生行囊”話題。

　　站在物質的角度，大學新生行囊的變化，無疑是時代變遷的一個縮影。從上世紀70年代末的臉盆、暖水壺、被褥干糧，到80年代、90年代的手表、收音機、隨身聽、電話卡，再到進入新世紀的復讀機、手機、電腦……如同所謂的“婚禮三大件”一樣，這些物品都折射了一個社會日常產品越來越豐富、物質生活不斷進步的過程。其實并非今天的大學生不需要被褥、水杯、手表，而是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發展越來越快，替代選擇越來越多。一方面，生產力水平的躍進使得整個社會以更加便利的方式提供更多元化物質產品，以至人們對臉盆、水杯這些有需求時走進超市就好了，而不必將其當成必備品塞進行囊；另一方面，相比40年前，人們獲取信息、溝通交流的方式已經發生了極大的改變，或許“蘋果三件套”超出了很多新生家庭經濟能力，但沒有人會否認手機、電腦等電子產品的重要性。變，原本就是一個社會發展的主題。

　　站在消費的角度，還應該重視“變”所觸發的潛在問題。“蘋果三件套”如何被列為大學新生的“標配”，是基于對大學新生群體的嚴謹調查，還是媒體的“標題黨”不得而知，然而在承認手機、電腦這樣的電子產品已越來越成為大學生活必需品的同時，無論是學校、家長，還是全社會，都不能忽視大學生的消費理性問題。應該意識到，刻意強調“標配”，即便不是“蘋果三件套”，也有可能給一些家庭并不富裕的新生帶來潛在的群體壓力。同時，過度追求“標配”，還有可能直接誘導部分大學生過度消費，引發不良后果。近年來，不時爆出的“校園貸”典型案例，即是最好佐證。就此而言，家長、社會，包括媒體，如何引導大學新生在部分電子產品的必要性和所謂“標配”之間作出理性、適合的選擇，成了大學新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一種表現形式。“變”，也需要人們理性地適應。

　　站在認知的角度，對大學新生來說，不僅要學會“應‘變’”，更要看到的是，40年來，改變大學新生行囊的，最根本的是知識。電影導演張藝謀，文化名人易中天，知名企業家馮侖，外交部長王毅……假如你要從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中找出共同點的話，那就是作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無論他們是不是都背著水壺、臉盆，帶著咸菜、干糧，最終改變他們命運的，還是知識。每當人們提起77、78級大學生時，總會形容其為“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獨特群體”，這不僅在于他們是一個大時代變遷的親歷者，而且在于他們中很多人在一個物質相對匱乏的時代，爆發出來的卻是對知識的饑渴，正是對知識的汲取、消化、應用，使他們成為今天很多領域的佼佼者。相比于40年前，無論是獲取知識的便利性，還是參與社會實踐、跨國交流的機會，今日遠超以往，每個大學新生都應該充分利用好物質條件極大進步所帶來的便利，充分利用各種機會獲取更多知識，使其成為助力個人成長的階梯。

　　請每一位大學新生干了這碗“雞湯”：無論把什么裝進“行囊”，都不要忘了知識才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