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人員群發索要紅包為啥“不一樣”

　　近日，四川省普格縣食藥監局花山監管所干部肖紹彪（非中共黨員），以兒子過生日為名民微信群發索要紅包一事，引發關注。縣紀委監察局調查，肖紹彪共收到微信紅包99個，總金額5331.67元，他也因此受到行政記大過處分。（《中國紀檢監察報》8月28日）

　　微信群發索要紅包，很多人都遇到過。為什么一般人這樣做沒啥問題，肖紹彪卻被公開曝光、受到處分？因為身份不同。不論是生日、節日還是其他理由，一般人討要紅包頂多讓人覺得“討嫌”，置之不理就罷了。可公職人員這么做就有違紀之嫌，讓人很自然地將其與以權謀私、“腐敗”聯系在一起，非要圍觀、較真不可。這反映了權力受到更嚴格制衡的一面。

　　以往，行使權力的公職人員往往是以非常光鮮的面貌出現的。在公眾面前，他們“有權力”“有地位”，乃至“有特權”。尤其是在監督機制不健全的時代，一些行使權力的人掌握了更多的社會資源，往往能辦成一般人辦不成的事，在與民眾打交道的過程中占有強勢地位。而在監督機制相對健全的時代，權力被關進制度的籠子，有了更明晰的邊界。它一旦把頭、爪子或者尾巴露出籠外，民眾就能比較清楚地看到，就會以監督的形式進行敲打。

　　事情就是這樣耐人尋味。過去有一些事情一般人不能做，公職人員可以做；現在則逆轉過來了。參與經商、在外兼職，一般人能做，公職人員不能做；出國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一般人能做，公職人員不能做；操辦酒席超過一定規模，一般人能做，公職人員不能做；微信討要紅包，一般人能做，公職人員不能做，哪怕不是索賄、不是以權謀私也不行……身份不同，行為標準也就不一樣。公職人員不論是在行為規范，還是在道德操守上，標準都比一般人高，這就是政治文明進步的一個鮮明特點。

　　這樣說似乎有點“苛刻”，實則恰如其分。權力必須受到嚴格的制約，為“官”必須有“官德”。在古代，官員是社會道德的示范，具有教化黎民的職責。在發達國家，公務人員的一言一行都必須嚴格接受監督，絲毫不檢點就可能成為丑聞，被趕下臺去。公眾對公職人員進行更嚴格監督、提出更高要求，是權力健康運行的保證。這不是說公職人員就只能縮手縮腳，相反，他們需要在法紀和制度允許的框架內，更多地謀劃長遠發展、解決現實問題、引領社會進步，這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唯獨他們能做到。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特權”才是他們“職業價值感”的源泉。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開篇即說：“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中。”權力則更甚，權力生而不自由，必須適應更嚴苛的枷鎖。權力的行使者，既要具備普通社會道德和基本的職業道德，又必須在權力運行的過程中養成官德，比如清正廉潔、誠實無私、嚴于律己、慎獨慎微等，向“完人”看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