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低”在縮小收入差距上的效果，必須建立在規范與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之上，建立在對各種不規范收入行為的控制上，建立在就業的穩定和收入增長的可持續性上。

　　日前，國家發改委組織召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際聯席會議，明確了未來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工作重點是低收入群體的增收。將通過加大資金支持力度提高兜底保障水平，并且完善低收入群體精準識別和幫扶機制。（《經濟參考報》10月10日）

　　根據“木桶理論”，補足“短板”往往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無疑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礎。只有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提高、縮短與高收入者的差距、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才能從根本上改善社會財富分配，對社會的和諧與正義產生積極影響。

　　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才能有效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這一點還需全面分析。單純地“提低”，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富差距問題。“提低”在縮小收入差距上的效果，必須建立在規范與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之上，建立在對各種不規范收入行為的控制上，建立在就業的穩定和收入增長的可持續性上。

　　如果在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的同時，放任各種不規范的收入分配行為，“提低”的效果自然會大打折扣。所以，在“提低”的同時，增強收入分配秩序的規范性，將各種可能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不規范行為控制好，并納入到規范的分配范疇，將對“提低”的效果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

　　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各種不規范的收入分配現象相對較多，不僅不同的市場主體會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較大差距，不同地區也會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一定差距。更重要的是，不規范的收入分配行為，常常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影響更大，譬如享受職務便利的“兼職”收入，不合規范的公職人員炒股、炒房收入，等等。而腐敗收入、違法收入等，更是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所不容的。如果這些不規范收入在制度上沒有得到很好的規范與約束，收入分配就會陷入“提低”總是跟不上“高升”步伐的怪圈。很顯然，規范是有效“提低”的前提。

　　同時，在“提低”問題上，既要重視城市居民的收入提高問題，也要重視農村居民的收入提高問題，特別是農村的失地農民等特殊群體，應當成為“提低”的重點人群。

　　總而言之，“提低”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礎，基礎夯實了，收入分配的大樓才能堅固。以規范收入分配行為為前提，用收入分配行為的規范提升提低的效率，在此基礎上，通過擴大就業、鼓勵創業、減輕企業負擔、提高企業效益，我國的收入分配情況必將得到更有效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