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我國科技期刊和國際論文數量均居世界第二，但質量提升之路仍任重道遠

　　這些撤稿事件逐漸讓科技期刊成為大眾媒體的焦點，其所暴露出來的科研誠信問題，也成為科技期刊界的一大挑戰

　　真正優秀的論文、具有發現性的成果并不會因為期刊是“中國”的而被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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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科技界，有個令人頗為尷尬的現象屢屢被提及。那就是中國科學家似乎不愿將自己做出的科技成果，發表在中國的科技期刊上。這其中還不乏“成果等身”的大科學家，“名聲斐然”的大成果。

　　過去一段時間，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及的“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不斷被媒體傳播，5年來，這些相繼問世的創新成果，無一例外都是令人驕傲的國之重器。不過，稍加梳理便會發現，其產出的學術成果一旦落到“紙面”上，不是《科學》(Science)就是《自然》(Nature)，多被國際知名刊物所收錄。

　　當然，在國際學術舞臺上亮相、爭取話語權是值得鼓掌和叫好的。但從國內學術期刊的發展來看，有個疑問是人們所回避不了的：正在崛起中的中國科技，能否帶著科技領域的學術刊物一同崛起？后者作為首次記錄并傳播原始科研成果的載體和平臺，也關乎科技強國目標的實現。

　　在前不久舉行的第十三屆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論壇上，中國科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項昌樂披露了這樣一組數據：截至2016年，我國科技期刊總量雖達到5000種，但被SCI收錄的不到200種。“總量不少，但高水平期刊有限。”項昌樂說。

　　“外患”：能否從國外期刊手里搶到“好論文”？

　　今年，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王恩哥院士在“盯著”一部書的進展：《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這是我國第一部反映中國科技期刊發展現狀的藍皮書，他擔任藍皮書專家委員會主任。

　　王恩哥在參與的過程中發現，當前中國科技期刊存在“三不一少”問題——在整體發展水平上仍然不高，學術影響力不強，國際品牌數量仍然較少，與我國科技發展需求還不相稱。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科技發展的掣肘之一。

　　這一點，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吳孔明頗有感觸：我國涉及農業的科技期刊有900多種，不過截至目前，僅有7個期刊入選SCI。

　　他說：“國內科技期刊存在不少問題和挑戰，但要說最主要的問題，很可能就是優質稿件不足。”

　　他以《中國農業科學》中文版為例，這是他所在的中國農業科學院影響最大的刊物之一。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們那一代人剛參加工作時，能夠在《中國農業科學》上發表論文，就是他們追求的一大目標。如今，到了他的學生這一代，他發現這些孩子“基本上沒有考慮過這本雜志”。

　　這當然不是“主觀上看不上自己的刊物。”吳孔明告訴記者，中國科技在進步，中國科技工作者追求的，自然是能夠和國際最前沿的農業科學家進行交流。在這個背景下，就會有更多、更好的優質稿件進入國外的英文農業刊物，還有中國人辦的英文刊物。

　　“這是一個時代進步面臨的必然挑戰。”吳孔明說，不過如此一來，和國外期刊“搶”好論文便成了中國科技期刊首先要面對的問題。

　　國外科技期刊是什么狀況？項昌樂也給出了一組數據：截至2016年，美國科技期刊總量高達1.3萬余種，位居世界第一，被SCI收錄的期刊數量4321種，也位居世界第一；英國科技期刊總量也有8357種，被SCI收錄期刊數量達到2836種。

　　作為世界科技強國的美國和英國，同樣擁有著堪稱世界最高水平的科技期刊。而中國，盡管科技期刊和國際論文數量均居世界第二，但質量提升之路仍任重道遠。

　　在這次論壇上，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所長朱江在報告結束時，依然在PPT奉上期刊《大氣科學進展》的二維碼。他說，作為主編，在國內外各種學術會議，線上線下隨時“宣傳”推廣這本科技期刊已成為他的一個“習慣”。

　　“內憂”：科技期刊的基礎科研誠信仍不牢靠？

　　近些年，談及科技期刊的發展，似乎不再局限于科技界內部，而漸漸成了一個公共話題。這背后頻頻曝光的論文撤稿事件“功不可沒”——

　　不管是2015年3月BMC撤稿43篇論文，同年8月Springer撤稿64篇論文，還是今年4月Springer出版集團《腫瘤生物學》撤稿107篇論文……在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知識技術研發中心主任袁軍鵬看來，這些事件逐漸讓科技期刊成為大眾媒體的焦點，其所暴露出來的科研誠信問題，也成為科技期刊界的一大挑戰。

　　盡管，這些涉事的學術期刊無一例外都是外國出版物，但媒體并未停止追問：向外投的論文尚且如此，那向內投的論文，以及接收這些論文的國內期刊的科研誠信又如何？

　　這是國內科技期刊崛起路上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正如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科技期刊編輯學會理事長朱邦芬院士所說，“科研誠信實際上是整個科技期刊的一個基礎，如果這個基礎有點動搖，那就會產生很壞的一些后果。”

　　他用兩個“史無前例”來形容我國科研誠信現狀——科研誠信問題涉及面之廣及其嚴重程度“史無前例”，但社會各界對科研誠信問題的關注度也是“史無前例”。在他看來，這是給了科技期刊一個“維護科研誠信”的絕佳機會。

　　朱邦芬說，對待科研不端行為，就是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打擊，實施“一票否決”：對待問題來稿，科技期刊堅決拒絕刊登；如果經人舉報，查實之后要嚴肅處理，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同時加強期刊編審者隊伍建設，嚴格稿件學術質量審查規范。

　　今年107篇論文被撤事件還在發酵。前不久，有多名涉事作者受到所在機構的處理。科技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已形成明確處理意見的76篇論文涉及376人。

　　看到這樣的處理進展，朱邦芬感到很欣慰。他說：“這是一種進步。”此前，他曾表示，“論文有問題”被舉報后，有關單位疏于查處或包庇，是產生學術不端的一大不良因素。

　　今年7月，中國科協印發《科技工作者道德行為自律規范》。其中明確提到：要求廣大科技工作者堅守反對科研數據成果造假、反對抄襲剽竊科研成果、反對委托代寫代發論文、反對庸俗化學術評價等四條“底線”。

　　“評價”：論文發表的指揮棒何時指向國內陣地？

　　此外，一場國內期刊的“扶持”運動也正在進行。

　　4年前，中國科協、財政部等6部委啟動“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經費達4.84億元，這是國內最大的英文科技期刊支持專項。項昌樂透露，在此支持下，我國已新批創辦英文或中英雙語科技期刊84種。

　　這種看似“行政式”“砸經費”的支持背后，還隱藏著不少中國期刊人的一種期待，即在經費大量投入、領導賣力“吆喝”、期刊人士努力生產的過程中，帶動學術“評價體系”的改變——從一味地追求影響因子、知名期刊，回歸優秀的成果、論文本身。

　　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科學：物理學 力學天文學》副主編龍桂魯說，國內科研人員此前在國外期刊上發表論文，對推動我國科技期刊走向世界有其積極作用。不過后來，這漸漸扭曲為一種簡單粗暴式的評價，成為科研人員職稱評定、職務晉升的“標準”，以至于出現一種“成果如何，不看論文本身的分量，而看期刊來頭是否響亮”的怪現象。

　　早在2014年，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物理學 力學天文學》主編王鼎盛就對此提過建議，請學界和主管部門改進論文評價，“徹底取消目前在我國廣為流行的用期刊影響因子衡量一篇(或一組)論文的做法，對發表兩年以上的論文改為用論文本身獲得的引用去衡量。”

　　王鼎盛還希望，中國單獨或主要投資的重大科研項目中，由中國科學家起主要作用的集體成果“必須在中國期刊上發表”，甚至可以將“在中國期刊上所發表的論文的影響力”列入考核指標。

　　如今，情況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

　　在第十三屆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論壇上，龍桂魯講了兩件事，一件是，2009年，中國科學院學部對中科院院士候選人提出一個要求，即候選人需提供一篇發表在中國期刊上的學術成果——這在院士遴選的評價體系中是第一次。

　　另一件是，今年頗受矚目的“雙一流”評審，同樣增加了中國期刊論文的指標。龍桂魯說：“這對中國期刊是一個平等的待遇，對中國期刊有一個‘看得見’的照顧。”

　　事實上，真正優秀的論文、具有發現性的成果并不會因為期刊是“中國”的而被人所忽略。人們常常舉出中國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的科學家屠呦呦的例子。

　　1977年，她所在的中國中醫研究院等幾家單位以“青蒿素結構研究協作組”名義，發表了有關青蒿素化學結構及相對構型的論文《一種新型的倍半萜內酯——青蒿素》，正是這篇論文表明青蒿素是中國人發現的。而論文的發表刊物《科學通報》，則是地地道道的“中國造”。

　　事實上，諸如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哥德巴赫猜想證明、新型高溫超導體的發現等我國科學家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當年都發表在《科學通報》上。撇開當時的歷史原因不說，這些也一再說明一個道理：是金子到哪里都會發光。

　　那么，何不把這些金子留在國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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