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雯在南峪村

　　要不是因為上了電視，河北保定南峪村的很多村民還不知道，那個每天蹲在“三馬子”后面念叨著“垃圾分類”、挨家挨戶收垃圾的“外邊來的姑娘”，原來是剛剛回國的海歸碩士。

　　收垃圾的“三馬子”特意改裝過——底盤放低，前后各放兩個大垃圾桶，分別裝著“能在地里腐爛的”廚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中間裝可回收物。跟在“三馬子”后面的陳立雯，從2009年起，就一直追著垃圾跑。

　　追垃圾的時間長了，站在馬路邊，陳立雯遠遠就能聞出垃圾車的味道。她跟著這些垃圾車，跑進全國許多地方的垃圾焚燒廠。為了申請信息公開，幫助環境污染受害者維權，她還曾跑進法院，把廣州市環保局、杭州市環保局、四川省環保廳先后送上被告席。她從一開始，就希望推進垃圾分類處理，可是到現在，還是有很多垃圾被混在一起進入焚燒爐。

　　走訪垃圾填埋場、焚燒廠期間，陳立雯看到許多因為混合處理造成的污染，“已經不能簡單用觸目驚心來形容”。

　　“沒有垃圾分類管理的地方，永遠無法擺脫垃圾的困境。”陳立雯認為，源頭分類才是解決垃圾問題的辦法，“一旦混合，后面就很難辦。”

　　陳立雯來到南峪村之前，這里和很多農村一樣，一點點被垃圾包圍。“三馬子”的駕駛者張大哥對此感受最深。作為南峪村生活垃圾的收集、運輸員，被問起原來的垃圾池，他立馬皺起眉頭，別過頭去，好像在躲避印象里那股“沖鼻子”的味道。

　　在以前，只要下大雨，村口的拒馬河就會漂起一層紅紅綠綠的垃圾，平時散落在山溝水渠里的垃圾被沖到河里。這幾年，南峪村靠旅游把貧困的帽子甩到了身后，村委書記段春亭擔心，剛剛吸引來的游客，會不會因為隨處可見的垃圾不再回來。

　　中國扶貧基金會就南峪村的難題找到陳立雯之前，她正在城市嘗試從“垃圾圍城”中突圍。她面臨最大的問題在于，幾十年來，垃圾的后端處理都是混合處理模式。很多城市都采取“全量焚燒”——垃圾產生量是多少，在建的焚燒廠處理量總和就是多少。

　　“因為垃圾焚燒項目一旦建起來就是一個不得不喂的大口，只會要求垃圾增量，垃圾分類則是垃圾減量的過程，所以兩者勢必要發生沖突。”

　　在她走訪過大大小小的垃圾焚燒廠里，門口無一例外都有地秤。政府按照重量給焚燒廠補貼，垃圾越多，收入越高。垃圾分類是“減量”的過程，占到總垃圾量一半以上的廚余垃圾被分出去，也就等于給焚燒廠的收入打了折扣。于是，陳立雯想在還沒有立起垃圾焚燒煙囪的農村，給垃圾分類尋找空間。

　　曾經在法庭上拍桌子的手，現在伸進每家每戶大大小小的垃圾桶，從剩飯剩菜里把零星的塑料揀出來。將垃圾“干濕分離”，起碼能減少50%的垃圾。

　　陳立雯已經準備好可能和原來的清運公司產生矛盾，令她意外的是，清運公司聽說她在做垃圾分類，專門把負責垃圾處理的政府領導也一起請了過來，考慮推廣垃圾分類。

　　與城市里常見的按處理量付費不同，這家清運公司按照面積承包全村的垃圾，垃圾越少，他們處理的壓力也就越小。

　　在陳立雯看來，更重要的是，在村子里“能敲開家門”的工作是推廣垃圾分類最理想的形式。

　　在南峪村，有什么事情，陳立雯都可以推開院門，走進去跟這家的村民商量，這在城市是沒法想象的。

　　她聽朋友說起，有學者研究過社會信任與垃圾分類之間的關系，“社會信任低到一定程度，垃圾分類就做不成”。如果居民分好類，垃圾車過來，混在一起拉走了，“只要看見一次。”陳立雯比出一根手指，“以后的垃圾分類都沒法做。”

　　試圖在城市推動垃圾分類時，陳立雯甚至都沒有去敲門的機會，進入小區需要街道辦事處與物業的配合，環衛公司負責垃圾收運，后端處理則是城管委調控。要打通的環節太多，愿意搭理她的卻沒有幾個。

　　“現在的垃圾處理方式，只是讓人們‘眼不見為凈’。但是垃圾運走之后怎么處理，大家都看不到。無論是填埋還是焚燒，垃圾處理的經濟和健康成本從來沒有明白地擺在大眾面前。”陳立雯說。

　　追著垃圾跑的這幾年間，陳立雯看到混合垃圾給環境帶來的壓力。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幾十年前填埋的垃圾，已經把那塊場地“污染透了”。因為不知道這堆混合物里發生了多少化學反應，任何動作都可能產生無法預知的危險，也就只能讓這些人類的廢棄物繼續埋在地下。

　　而在國內，雖然打著“無害化處理”“發電”的垃圾焚燒廠一個個冒了出來，但陳立雯知道，沒有分類的垃圾，對焚燒廠也是一個難題。因為干濕混合的垃圾，發電效率不高，會產生更多飛灰和不能處理的廢渣。

　　陳立雯在國內見到過污染受害者，他們的家都住在垃圾填埋場、焚燒廠附近。正式成為全職的環保工作者之后，陳立雯代理的第一個案件是謝勇訴江蘇海安垃圾焚燒廠，這也是“中國首起垃圾焚燒致病案”。

　　謝勇的孩子謝震川出生于江蘇省海安縣胡集鎮謝河村四組，正是垃圾焚燒廠排污的下風方向，直線距離191米。陳立雯看到，這個當時還不到兩歲的孩子不能站立，不能坐，只能吃流食，每天有癲癇發作。孩子4個月大的時候，謝勇發現謝震川的眼睛不能隨物體轉動。跑了好幾家醫院，最后診斷為“腦性癱瘓”。

　　幫謝勇這樣的污染受害者維權，跟污染企業、環保部門打交道，陳立雯的感覺像“擠牙膏”，每往前進一步，都要費不少周折。通過申請信息公開這樣的法律途徑干預污染時，面對企業與環保部門的回避與推諉，陳立雯的口頭禪是，“我就火了，我很生氣！”

　　在南峪村收垃圾的過程中，她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這不是給我做的，這是給你們自己做的”。挨家挨戶收垃圾的時候，每碰到有人隨口說一句“給你搞好了”，陳立雯都要拉住他，認真反駁回去。

　　“垃圾是他們自己產生的。”走在南峪村南坡的碎石路上，陳立雯一邊說著話，一邊不時俯下身，撿起路邊草叢里的各種垃圾，“要讓他知道，處理垃圾也是他的責任。”

　　她不認為垃圾分類進展緩慢是有些人口中的“國民素質”問題。“素質是教育的結果，我們從來沒有做過深刻的環保教育。”說到這個話題，她語速飛快，“傳遞什么樣的信息？怎樣傳遞信息？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剛來南峪村的時候，陳立雯就組織村民集體撿過一次垃圾。她后來才知道，自己下手翻看那堆沒有人愿意靠近的垃圾，這個對于她來說只是習慣的動作，被很多人記了下來。之后上門收垃圾，村民都非常配合。

　　在村里，每家的情況她心里大概都有數。這邊這個大媽家她“一直很放心”；那一家都是老人在家，住得也高，收垃圾的喇叭聲可能傳不到，她就順著土路爬上去叫門。

　　遇到事情，陳立雯就在微信群里呼喊。今天準備廚余堆肥場地，明天買垃圾車，還有清理垃圾池，商量之后的監督手段……她都要找村委書記協調。她一度擔心，“書記哪天被我呼喚煩了，我可能就得離開南峪村了。”

　　好在書記一直沒有顯示過厭煩，一有時間就跟陳立雯聊垃圾分類的事情。陳立雯也不愿離開村子。跟人聊起南峪村垃圾分類項目的進展，陳立雯提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把關系理順”，在她看來，硬件的部分都好解決，垃圾問題最終還是人的問題。“關鍵就是，做事的人是不是把垃圾分類放在心上。”

　　陳立雯最開始接觸垃圾分類，源自2006年做志愿者時的一個小游戲——找一根長繩，在地上圍個圈，把一天要產生的垃圾都倒進去，讓圈子里的人想辦法，不離開這個空間，怎么把自己的垃圾處理掉。

　　在人口以“百萬”“千萬”來計數的特大城市，這個圈子圍得太大——今天大包小包拎下樓的垃圾，第二天一早就被運到了四環五環之外，隨著焚燒爐內的火焰化成煙氣和廢物，“對于很多人來說是無形的”。但是她心里明白，無論是埋在地下還是飄入空中，這些人類自己產生的垃圾，終究會以另一種面目回到人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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