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攜程親子園虐童案”的發生機制

　　連日來，有關攜程親子園工作人員“虐童”的視頻在網上廣泛流傳并引發強烈關注。家長怒了，網友怒了，洶涌的輿情指向了涉事各方。目前，親子園閉園整頓了，攜程公司道歉了，上海市婦聯出面譴責了，4名相關人員被開除了（其中3人還被刑拘）。事件處理或者說危機公關正按照慣常的路徑進行，相信也能起到以儆效尤的震懾作用。不過，還是很有必要深究事件的發生機制，政府的好政策、企業的好福利，最后為什么沒有收到好效果？

　　在工作時間誰來照顧小孩，是許多年輕家庭面臨的現實問題，特別是二孩時代。這一社會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曾退出歷史舞臺的“托兒所”，復蘇的跡象也日益明顯。十九大報告寫入“幼有所育、學有所教”，足見黨和國家對幼兒養育問題的重視。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也公開表示，鼓勵女職工集中的單位恢復托兒所。上海市總工會更是把“職工親子工作室”作為重點工程，幫助解決職工的子女托育難題。很明顯，政府在政策上是鼓勵的，無論是恢復托兒所還是建立親子工作室，也確實是解決現實問題的可行方法。而攜程公司應該也是看到了問題，找到了共識，從而給予員工這樣一項“托育”福利。盡管事情的結果不盡如人意，卻不能因此懷疑或批評政策的善意和攜程公司的誠意。

　　對于攜程公司來說，既沒有舉辦親子園的資質，也沒有相關經驗，委托給第三方自然是最好的選擇。讓專業人干專業事，符合社會分工精細化的趨勢。重新審視整起事件，如果說攜程公司有錯，那么錯不在辦園，也不在委托第三方，而在對第三方的選擇上——因為上海市婦聯主管的《現代家庭》雜志社旗下的讀者服務部運營管理的“為了孩子學苑”并沒有學前教育資質。好拗口的第三方，背后附著的是錯綜復雜的關系。從某種程度上說，攜程公司選擇一家沒有資質的第三方，確實有錯，但可以理解。一方面，市面上有資質的學前教育機構嚴重不足，而且證照齊全的機構往往又不提供對外的第三方托管服務；另一方面，“為了孩子學苑”與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有著密不可分的主管主辦關系，很容易贏得外界的信賴。兩個方面的原因，導致攜程公司選擇了一個看似正規、實則沒有資質的第三方。

　　現在看來，攜程公司選擇錯了，但在不少類似親子機構負責人看來，“工會的項目，婦聯承辦，頗為穩妥”“當時攜程的選擇，實際上是最保險的”。何以至此？“為了孩子學苑”背后的復雜關系說明了一切。必須承認，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的信譽高于一般機構，人們也更愿意選擇有此背景或者緊密關系的機構進行合作。而一些機構也充分利用了這一心理，千方百計與一些政府部門或企事業單位掛鉤，有意無意拉上這些部門或單位為之背書，自然會影響到許多不明真相的企業和人群選擇與之合作。這是許多中介機構、民間行業協會的習慣套路，其中就包括一些沒有相關資質、卻把經濟效益置于社會效益之上的機構。“為了孩子學苑”之所以能獲得攜程公司的青睞，大抵如此。這不僅暴露出一些部門的管理混亂，也暴露出一些機構和個人是如何利用政府好政策和企業好福利挖掘“商機”的，如果再和管理混亂扯在一起，套用現在流行的灰犀牛理論，出問題將是不可避免的結果。

　　深究發生機制不是為了洗白攜程公司，而是還原事實、厘清責任。板子要打，但不要打錯對象，更不要讓政府好政策、企業好福利背上罵名，以致難以繼續推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