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凌峰

　　1911年，有一位“80后”中國留學生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畢業，獲得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The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School（中譯名《孔門理財學》）當年就由哥大出版，比馬克斯·韋伯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發表僅僅晚了幾年。

　　這位80后留學生，就是“南海圣人”康有為的弟子陳煥章，在赴美留學之前，他已經考中進士，以才識而論，實實在在當得起“學貫中西”這個評語。在書中，陳煥章試圖用西方經濟學框架對儒家學說進行梳理，“正本清源”，以證實儒家自孔夫子以下，并不排斥經濟之學和商業貿易——給陳煥章寫書評的凱恩斯，甚至得出了“孔子在關稅問題上，是一位極端貿易自由論者”的觀感。

　　在陳煥章之前，幾乎沒有人愿意冒著千夫所指的風險，去給已成定論的“義利之辨”翻案，哪怕清末富可敵國的胡雪巖、盛宣懷，在時人的評議中，也很難得到一個公正的按語。同樣遺憾的是，陳煥章的這本吃螃蟹的書，與許多原本能夠開一時之風氣的著作一樣，被國人遺忘了上百年，直到近年才出現了中譯本。

　　為經濟之學正名、為商業正名、為企業家正名，需要勇氣，同時也需要扎扎實實的理論思考，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許，不止百年。

　　就在11月20日，企業家柳傳志發文《為湖畔大學正名》，這篇簡潔直白的文字很快在網上流傳開來，柳傳志開宗明義，要為馬云創辦的湖畔大學正名，為中國企業家正名。在“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已經寫入了十九大報告的今天，為企業家正名，需要突破和改變的，不僅是集體無意識層面對商業的排斥，還有對現代商業缺乏基本認知的文化傳統。

　　如果用現代經濟學理念來觀察中國古代歷史，不難發現，重農抑商，幾乎是每個王朝都曾經有過的輪回宿命，而以漢代和明代初期為最甚，在今天我們看來，這些明顯是開錯了的經濟學藥方，卻被一代又一代沒有商業經驗、沒有發展意識的士人奉為圭臬，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持有相同的觀念，對此，我們也只能以“歷史局限性”慨嘆之。

　　正如陳煥章總結的那樣，即便是孔子本人，在對待商業貿易的態度上，也沒有后人想象的那么迂腐，他收大商人子貢作為弟子就是明證，孔子對子貢從事“貨殖（貿易）”的情況很是熟悉，言語中也不曾對此有過責難，更何況，孔子本人就是“商人”的后代。從《論語》中不多的論述之中，我們不難找到孔子本人對經濟和財政的通達理解，他甚至開玩笑說自己是在“待賈而沽”——當然，孔子也不會像凱恩斯誤讀的那樣，是一位極端貿易自由論者。

　　再延后一點，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司馬遷，用不小的篇幅寫出《平準書》之后，還前無古人地補充了一篇《貨殖列傳》，列出了一大堆先秦乃至漢初的商人巨賈，可見即使是抑商政策濃厚的漢代，人們對商業的態度也并不狹隘。

　　可惜的是，在中國古代，商業、商人存在的意義，只有當其和政治掛鉤時，才會被記錄一二，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以十二頭牛犒軍，為挽救國家贏得時間的鄭國商人弦高，是以善賈而相秦的呂不韋，是民間傳說中被明太祖收拾的沈萬三，還有“紅頂商人”胡雪巖，假如不和政治相關聯，他們幾乎不會被人知道，而過于關注“穩定生活”的農業社會，一句“商人重利輕離別”，就足以打消小清新詩人們對艱難創業的全部美好想象。

　　無論是弦高、呂不韋、沈萬三、胡雪巖，還是集官商體制之大成的盛宣懷，都可以算是舊式政商關系的代表，他們以卓越的才能見識，在原本無出頭之地的歷史長河中留下痕跡，留下影響力，因商而富，得以介入時事，卻又無力掌控自己的命運，這其實是傳統政商關系下的必然悲劇。

　　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風雨熏陶，今天的人們，都應該明了“均貧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開放的媒體和出版物，也向我們展示了如柳傳志、馬云，是如何突破計劃經濟的桎梏，舍棄“穩定工作”，主動成為市場逐浪者，最終成為有世界影響力的企業家的。新時代，當然需要對商業體系、企業家存在的價值進行梳理和重新認知，構建新型政商關系，需要時間淘洗，更需要整個社會的寬容。

　　即便在我們印象中商業無處不在的西方世界，商人也曾經是被疏忽、被污名化的群體，已經進入課本的莎士比亞名著《威尼斯商人》，就是入木三分的代表之作，這樣的偏見和畸見，曾經是前現代世界的普遍現象，直到近代，商業成為全球化進程中關鍵一環之后，這樣的偏見和畸見才逐漸消失，企業家精神，也才成為世人所認同的人文精神之一。

　　用馬克斯·韋伯略帶美化的觀點來看，個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資本并以此為目的活動視為一種盡責盡職的行動，把賺錢本身當作一種目的，當作一種職業責任，被看作是一種美德和能力的表現，這才是他眼中“新教倫理”對商業社會發展最大的思想意義所在。將韋伯的觀點移植到中國的土壤中，那些遵守商業規范、不行賄、以能力和識見、苦干來獲取財富的人們，不就是“義利兼具”的儒商、義商嗎？

　　在突破對商業、對企業家的成見之后，也應該清醒意識到，舊式的制度環境下，是無法誕生出真正的企業家精神的，當商業必須依附于比它更強大的其他力量時，守信、勤勞、超前、創新、遵守規則，這些在任何時代都應當是熠熠生輝的人格亮點，都會被“關系”這兩個字遮蓋得干干凈凈，只有在商業體系完善的環境中，“關系”才會被“信用”置換干凈，企業家精神，才會得到更廣泛的認同。

　　構建新型政商關系、不行賄，能做到嗎？當然能，當風清氣正成為時代潮流，當政府采購更加公開透明，當公開透明的商業行為代替無所不在的尋租行為，當法律不斷健全，法治不斷完善，會有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創新創業大潮，將智慧與才干從復雜的人際關系網中抽離出來，投入到真正的商業行為中去。等到隱形成本降低，無論政府、企業家，還是享受商業帶來便利的普通人都能從中受益時，這一社會潮流已經不可逆轉，也不需要逆轉了。如同我們在大街上買一塊烤紅薯都可以刷二維碼，誰會愿意回到那個需要拿糧票購物的時代去呢？

　　這仍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有志于商業，有志于踐行企業家精神，乃至渴盼從明晰的規則中享受公平正義的人們，都會愿意等待，也愿意付出。

　　阻礙仍在。柳傳志在文中提及，有人將馬云創辦的培養企業家的湖畔大學視同明末“東林黨”，這一不倫不類的比喻，大概在慣于陰謀論的群體中，仍然不乏渾濁的回響，不需要熟讀史書，都能知道“東林黨”這三個字提出來，能指與所指，都不是那么讓人輕松的。這些植根于“斗爭思維”的陳腐觀念，并不比漢代那些重農抑商的思想高明多少，21世紀了，還孜孜不倦于“刻舟求劍”，不是笨拙，也是笨拙；不是自我封閉，也是自我封閉。

　　1845年，大清王朝被迫打開國門幾年之后，卡爾·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寫下了一段話：“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這句話激勵了無數仁人志士為改變世界而努力。的確，在過去兩百年中，整個世界面貌已經完全被改變，而改變世界的，只會是實干家、踐行者，那些恪守兩千年祖宗舊制，口口聲聲“東林黨”的人們，享受世界進步帶來一切便利，卻仍然將頭腦沉浸于過去，那就讓他們一直坐在火車最后一截車廂里，往后倒看風景吧。

　　時代屬于勇于改變、并且付諸實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