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11月30日電(記者 張尼闞楓)幾天前，88歲的閆玉成老人第二次踏上了日本國土，上一次到日本是在73年前，他被從河北老家強擄到日本九州，在那里度過了一年多暗無天日的勞工生活……

　　這一次到日本，閆玉成走進了日本參議院，他的目的只有一個——代表數萬二戰中國受害勞工發聲，為他們討個公道。

　　11月27日，包括日本國會議員在內的日本各界有識之士在日本參議院第一議員會館舉行集會。閆玉成向聽眾講述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真相。中新社記者 呂少威 攝

日本強擄中國勞工的罪惡史

　　75年前的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由于要支持戰爭，日本國內勞動力出現嚴重缺乏。

　　為了滿足日本企業的要求，就在當年的11月27日，日本東條英機內閣頒布了所謂的《關于將華人勞工移入日本內地》的決議，以解決國內勞動力嚴重不足的矛盾。

　　正因為這一文件，在中國戰場，侵華日軍瘋狂擄掠中國青壯年到日本做奴工，他們在礦山、碼頭、建筑工地從事奴隸勞動，受到非人待遇。

　　閆玉成就是當年被擄至日本的幸存中國勞工之一。

　　閆玉成原籍為河北省秦皇島市昌黎縣馬坨店鄉大夫莊，1944年7月被擄時，他只有15歲，是當時的抗日救國會會員。

　　面對中新網記者，閆玉成回憶起70多年前的遭遇，仍然忍不住落淚。

　　閆玉成(右)與同為被擄勞工的趙宗仁(左)、李良杰(中)見面。中新網記者 張尼 攝

　　老人回憶，在被送往日本前，他先是被送去了塘沽，并被押送到一個收容所。

　　“收容所里我們吃的是又厚又大蒸不熟的苞米餅子，又沒有開水，喝了生水就拉肚子，因為拉肚子死了很多人，我看見用馬車橫裝死尸，上面蓋了蘆葦，拉了滿滿一車。”

　　在塘沽時，勞工們因為不堪忍受虐待，曾在一天深夜策劃逃亡，但因為手無寸鐵，逃亡計劃最終失敗。“挑頭兒的被抓出來，當著我們的面被打得半死。”當年血腥的一幕至今都深深地烙印在閆玉成的腦海中。

　　而到達日本后，閆玉成和其他勞工的日子更是暗無天日。

　　“太餓了！我下船的時候偷偷在褲兜里藏了兩個蒜頭，想留著充饑。但后來我們的衣服被統一收走拿去消毒，等發回來的時候發現蒜已經被蒸爛，沒法吃了……”

　　閆玉成說，當時他和其他中國勞工沒日沒夜地在礦井里挖煤，日本人一天只給大家吃兩頓飯，而且伙食很差，從沒吃飽過。跟他一起被掠去日本的那批勞工，去的時候有189人，回國的只有166人，23個同胞在這一年多時間里死掉了。

　　閆玉成的經歷也是眾多被擄往日本勞工的縮影。

　　據日本外務省不完全統計，被擄至日本的中國勞工共169批，人數達38939人，死亡6830人，在中國境內強擄運輸途中死亡、被折磨死亡、因暴動沖突死亡的人數是2823人，兩者相加的死亡率高達23.12%。

　　資料圖：從事民間對日索賠20余年的童增公開自己的“萬封來信”，揭露侵華日軍罪行。 中新網記者 張龍云 攝

20多年的漫長索賠路

　　二戰結束半個世紀后，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包括幸存受害勞工在內的眾多中國二戰受害者發起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浪潮。

　　1995年被看作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的起始年份。

　　1995年開始，在中日有關人士的合作下，日本眾多律師以日本政府和加害企業作為被告，為中國受害勞工在日本提起了多起訴訟，其中起訴三菱材料的就有5個案子，即札幌、東京、福岡、宮崎、長崎等地方法院訴訟。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侵華戰爭受害者隨后站了出來，訴訟案件涉及的領域有大屠殺、無區別轟炸、遺棄毒氣彈及炮彈、細菌戰、強擄勞工、慰安婦等。這些受到戰爭傷害的中國老人，勇敢的站在日本法院，為自己也為死難同胞討一個遲來的公道。

　　然而，現實讓人遺憾，從1995年開始，近30起在日本起訴的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案，卻無一例外地未能獲得公正裁決。

　　2007年，日本法院認定了三菱公司等日本企業的加害事實，但還是判決中國勞工敗訴。

　　然而，這是一場原告越來越少的官司。

　　以三菱案為例，當年，被擄到日本三菱公司服苦役的中國勞工有3000多人，而隨著歲月的流逝，當年幸存下來的勞工也僅有十余人在世。

　　“上個世紀90年代初，到北京來找我的二戰受害勞工比較多。記得一次有9位勞工和家屬找我，因為人多只好在院里席地而坐，午飯時他們就從帆布包里拿出自帶的大餅充饑。當年我見到的受害勞工，如今絕大多數人已離開了人世，我感到很慚愧。他們沒有聽到日本政府的‘謝罪’聲音，也沒獲得日本政府的賠償。”回顧九十年代開展民間對日索賠運動時，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深有感觸。

　　資料圖：2016年6月1日，三位在二戰期間被強擄到日本的中國勞工代表與三菱綜合材料公司簽署和解協議，接受三菱材料的謝罪并達成和解。圖為中國受害勞工及遺屬代表發言。中新網記者 金碩 攝

遲來的謝罪，三菱向二戰中國受害勞工賠償

　　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之路已經走了20多年，20多年的歷程，可謂舉步維艱。

　　直到2016年，20多年的艱難歷程終于有了轉機。

　　2016年6月，在三菱勞工訴訟案中，日本三菱公司正式向二戰中國受害勞工謝罪，這被視作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

　　在三菱材料和幸存勞工代表的《和解協議書》中，三菱材料稱，“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該公司承認各位中國勞工人權被侵犯的歷史事實，并表示深刻反省。

　　三菱材料稱，各位中國勞工遠離祖國及家人，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蒙受了巨大的磨難和痛苦，對此，該公司承認作為當時的使用者的歷史責任，向中國勞工及其遺屬真誠的謝罪。并對身亡的各位中國勞工表示深切的哀悼。

　　三菱材料還表示，該公司承認上述歷史事實及歷史責任，并且從為今后日中兩國友好發展作出貢獻的角度，為最終整體解決本問題設立中國勞工及其遺屬基金支付款項。為了不重犯過去的錯誤，該公司協助設立紀念碑，并承諾將這一事實世代相傳。

　　根據協議，三菱材料向每位受害勞工或遺屬支付10萬元人民幣，并承諾出資為受害者在日本修建紀念碑。

　　當時，中國外交部曾回應稱，強征和奴役勞工是日本軍國主義在對外侵略和殖民統治期間犯下的嚴重罪行。希望日方本著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認真對待并妥善處理這一歷史遺留問題。

　　閆玉成向童增展示自己近年來收集的與索賠相關的照片、材料。 中新網記者 張尼 攝

討回公道的努力仍在繼續

　　三菱的謝罪賠償讓幸存勞工等來了遲來70多年的道歉，然而，絕大部分日本加害企業仍未就此事件表示認罪態度，作為制定相關政策的日本政府更是一味持回避態度。

　　2017年11月27日，在罪惡的《關于輸入華人勞動者到日本國內的決議》頒布75周年之際，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致函日本駐華大使橫井裕并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就當年制訂強擄中國勞工的“政策”進行反思，為此“政策”給被擄往日本的中國受害者帶來的災難進行謝罪和賠償。

　　同樣在27日，包括日本國會議員在內的日本各界有識之士在日本參議院第一議員會館舉行集會，呼吁在二戰中強征中國勞工的相關企業和日本政府全面解決此問題。

　　當天到場的日本國會議員紛紛表示，加害企業以及日本政府都要以史為鑒，正視歷史，反省曾犯下的罪行，向受害者作出真誠的謝罪以及應有的賠償，切實推動日中關系一步步走向正常軌道。

　　當天，閆玉成也來到現場，再次講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

　　他說，去年三菱綜合材料公司高管向受害勞工代表道歉，簽署和解協議，這是比較明智的，但再多的賠償都彌補不了罪惡。企業的責任是次要的，主要責任在于日本政府。希望相關責任方正視歷史，全面解決問題。

　　圖為李良杰、閆玉成、童增 中新網記者 張尼 攝

年近90的閆玉成為何還要千里迢迢前往日本？

　　“不是我們揪著事實不放，我是為了已經去世和還在世的勞工，我想幫他們討回公道。”

　　閆玉成說，自己這些年好像一直和那些勞工同胞有“心靈感應”一樣，他覺得自己有責任也有義務去做這件事，讓日本政府和更多當年加害中國勞工的企業認罪道歉。

　　做了20多年民間對日索賠的童增也表示，現在仍有很多人在堅持為他們的權益而繼續努力，雖然離日本政府制訂強擄勞工政策已經過去75年了，但我們不能忘記日本強擄勞工罪行的源頭。

　　童增表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將和日本國會議員進一步溝通，尋求他們的支持，通過日本國會的力量促進日本政府正視歷史問題。

　　“三菱綜合材料公司做出了表率，我們希望未來日本政府和日本企業能夠共同謝罪，兩者出資金建立起基金，給受害中國勞工提供賠償。”

　　在童增看來，中日友好的基礎在民間，解決好勞工問題將為中日友好奠定基石。而任何企圖掩蓋與否認歷史真相的行為，都必將遭到歷史車輪無情的碾壓。

　　據中國被擄往日本勞工聯誼會不完全統計，現在，勞工幸存者只剩下了103位，而這個數字還會不斷變少。

　　“真希望我們這些活著的人能看到那一天。”閆玉成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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