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瀕危村落“打120”的年輕人

　　穿過數不清的鄉間小路，遇見千姿百態的村莊，在大城市里長大的青年女教師蒲嬌，對中國農村的真切印象是從聽村里老人講故事開始的。

　　那些與村落的青磚綠瓦、尋常巷陌纏繞在一起的人和事，也成了她觀察中國的一個長鏡頭，鏡頭里一直可以望見中華民族農耕文明的來路。

　　走過的村子越多，蒲嬌越發生出“時不我待”的緊迫感。“村子每一天都在減少。”她要做的是，用最快的速度為傳統村落建立檔案，趕在它們消失之前存下“家底兒”。

　　蒲嬌是天津大學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師從中國文聯副主席、天津大學教授馮驥才。

　　近些年來，馮驥才的身份從一名作家轉變為民間文化搶救和保護者，他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探訪調研，用觸目驚心的數字告訴人們傳統村落“正在呼叫120”：2000年全國擁有約360萬個自然村，到了2010年，由于大量并村和城鎮化，這一數字變成了270萬。也就是說，10年間90萬個自然村已經消失。

　　2014年受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委托，天大村落保護中心正式啟動“留住鄉愁——中國傳統村落立檔調查”，一同參與的還有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中國攝影家協會和中國文學藝術基金會。這是首次以普查的方式為已入選“中國傳統村落名錄”的村落建立檔案；一旦發現尚未列入名錄而有重要價值的村落，將向有關部門提供線索和信息。

　　在“美麗中國”建設中，那些歷史悠久、遺存雄厚、文化典型的中國傳統村落，正是蘊含著民族基因與凝聚力的“美麗家園”。村落保護中心的“搶救者們”必須努力記錄更多村落的故事，為民族文化的博物館里存下一個個獨一無二的文化DNA。

　　走進鄉村讀中國

　　每年大約1/4的時間，蒲嬌和她的年輕同事都會帶著志愿者一起“把書桌搬進田野”。她們到農村蹲點，以文字、圖像結合的方式，盤清和搶救傳統村落的底檔。

　　比清晰全面地記錄村落原生態信息更困難的，是她們不得不時刻與時間賽跑。

　　他們的辦公室里，整整一面墻上密密麻麻地貼滿了幾千個傳統村落的名字。對這些年輕人而言，每個名字都是一個需要去丈量和記錄的文化寶庫。“這是上一批入選國家級傳統村落名錄的村落，加上新入選的已有7000多個，墻上早就貼不下了。”蒲嬌說。

　　走過了從南到北許多村落，蒲嬌心里愈發清楚，中國地廣村多，五里不同村、十里不同俗，山重水復之間一定還有不少有豐富傳統文化價值的村落尚未被發現與認知，“像是草木枯榮，它們默默地出生，又悄無聲息地消失，沒有人記得它存在過”。

　　一些村名后面被標記了紅點，那是已經完成立檔調查的標志，而這個數量僅有223個，“速度太慢了，我們的人手太有限了。”馮驥才曾多次公開批評一個現象：很多村落雖然已被納入國家級傳統村落名錄，可依舊難以阻擋被破壞，有的被過度開發、有的成為地方政府追求GDP的犧牲品，很多已面目全非。

　　為了搶在活生生的民間文化消失之前完成存檔，搶救記錄的工作只能本著“瀕危優先、連片保護”的原則進行。

　　有時候，一個村落瀕危的消息，會像120救護車的警笛突然作響，讓村落保護中心的搶救者們快速出發。

　　一則新聞里說，一個村子因為拆遷問題引起政府工作人員和村民的對峙。

　　“聽說村民有對自己文化保護的自覺，我們覺得特別難得，當即就趕了過去。”村落保護中心青年教師唐娜回憶，到了現場才發現“跟我們想象得不一樣”。雙方爭議的焦點僅在于拆遷賠償款的多少，而那個村子已經經歷數次拆遷和改造，原有建筑已殘破不堪，并不符合國家級傳統村落的建檔標準。

　　不同于文物保護，傳統村落檔案的搶救者們要面對的是活態的村莊。始終有居民生活其中，村子隨著時代的變遷也在不斷變化。在搶救過程中，他們見到中國不同地域文化巨大的差異，也漸漸體會這個國家社會現實的復雜性。僅就村落保護而言，對村落的保護屬于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轄范圍，需要多個部門配合，更需要管理者的文化覺悟，“僅憑保護者的一腔熱情，根本無濟于事”。

　　在保護與發展中求平衡

　　搶救者們心急火燎地趕到村里，常常先被殘酷的現實澆上一頭冷水。在很多地方，人們世世代代生活在村里，但對于其文化價值一無所知，有的成了村落文化的破壞者。有村民直接把祖屋拆掉，學著別人的樣子砌個普普通通的水泥房子；還有的以修繕祠堂的名義，將世代相傳已有些斑駁的壁畫直接抹去，隨意涂抹上七龍珠等圖案，讓搶救者們哭笑不得。

　　在貴州山區扎根調研數十天，唐娜體會，要找到傳統村落保護和發展之間的平衡點并不容易，“保護，不該犧牲身在其中的人的生活質量”。

　　她在貴州黎平地區發現，當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欄式木制民居很有特色，與地貌山水融為一體，保存著700多年的民族文化，被游客稱為“時光邊緣的古村落”。然而木房子最大的問題是容易起火，一旦發生火災能連片燒掉一整個寨子。在被納入國家保護試點之后，很多村民領取了危房改造資金，卻不愿再建成原來具有民族風情的木居，而要蓋成磚瓦式樓房。

　　這樣的例子出現在許多農村地區，即使在一些偏遠地區，也常常可見一批批現代化的樓房將傳統民居取代，“不能過于求全責備，村民也有追求更舒適生活的向往，不能只關心建筑而忽略了生活在其中的人”。

　　這些年輕的搶救者更愿意體諒村民對幸福的追求，“憑什么要求村民現在還生活在四面漏風、沒有上下水的百年古宅里呢？”

　　在貴州黎平地捫村，唐娜驚喜地見到，有的村民將傳統干欄式民居保存并加以改良。他們把一樓砌上瓷磚以起到防火的作用，再把原本飼養在這里的牲口遷到外面統一圈養。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家家戶戶通了上下水，很大程度改善了生存環境，“只有傳統村落更加宜居，人們在這里生活質量更高，對它的保護才會更加牢靠”。

　　搶救者們走過許多美麗的村子，有老樹、山廟、石板房，但是沒有人。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村民選擇進城謀生，一個個村落變成“空巢”。

　　也有例外。蒲嬌在廣東省潮州市饒平縣拜訪過一座小鎮——所城鎮。這座歷經600多年滄桑變幻的“小城”至今依舊維持著原始的風姿。明代建成的環形拱門至今迎接著村民進進出出。一座明代古驛站保存完好。數百年歷史的古城墻、石板街、六孔古井，依稀可見舊時風采。

　　最令搶救者們驚訝的是，如今村里仍居住著數千人口，世代保持著傳統風俗，“每到傍晚時分，家家戶戶升起裊裊炊煙，特別熱鬧。”這是蒲嬌在其他村子很難見到的景象。因為地處較發達地區，小村的青年可以白天騎車到村外不遠處上班，下班再成群結隊回到村里，“一家幾代同堂生活在一起，與其他地方相比，這里的村民幸福感更高”。

　　每個村子都有一種精神

　　與村民聊天，是記錄村史的一種重要方式。蒲嬌喜歡和人聊天，“什么都聊，遇上那些善于觀察和表達的人往往有意外收獲。”特別是與那些經過歲月洗練的老人對話，常會在不經意間被打動。

　　在浙江一個叫“真詔村”的村子，蒲嬌問一位古稀之年的奶奶，佛堂為什么沒有焚紙的火盆。老奶奶推開窗，翻起一片青瓦對她說：“瓦片潔凈，與天空更近，風一吹就走了，神靈更可以感受到我的虔誠。”

　　她也注意到，無論在南方還是北方，很多小村子里總會在一個顯眼的位置擺放一個公平秤，一旦發現有人用“黑心秤”，就會請村里有威望的人來給予嚴厲懲罰。

　　“我們現在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許多內容，其實都與傳統鄉規鄉約、碑文警語和民間故事里傳遞出來的普世價值觀一脈相承。”蒲嬌說。

　　“見得越多，越覺得肩上的責任之重大、任務之緊迫。”蒲嬌感慨，民間文化中有太多豐富的內涵，值得我們汲取和傳承，“我們無法讓歷史回來，只能盡可能地把現存的民間文化更好地記錄、保存和傳遞下去，這是我們這一代必須承擔的責任”。

　　這兩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加入到對傳統村落的立檔調查隊伍中來。村落保護中心的碩士生于韜，本科學的是建筑。起初他對傳統村落保護的理解就是保護鄉土建筑，現在他有了新的感悟：“感覺每個村子都有一種精神，是一種看不見的東西。”這個90后男生特別善于跟村里的老人聊天，也常利用自己的素描特長給傳統村落建筑畫像，“照片難以體現建筑的縱深感，我可以用畫筆表達出來”。

　　不斷有各行各業的普通人在村落保護中心網站上登記，希望能成為志愿者。一位不知名的網友發來一段音頻，記錄了當地一種特殊的鳥叫聲，他希望能用多種方式存留家鄉原生態的樣貌。

　　今年11月，一場“中國傳統村落立檔范本展”在天津大學展出。展覽是從村落保護中心目前所建立的村落檔案中，選取東西南北中較有代表性的5個村落作為范本進行展示。北至吉林省臨江市花山鎮松嶺屯、南到海南省東方市江邊鄉白查村，力求呈現出完整的村落家底與中華民族鄉土精神根脈。

　　“至今至少一半中國人還在這種農村社區里種地生活、生兒育女，享用著世代相傳的文明。”蒲嬌說，希望通過民族傳統文化魅力的展示，呼喚更多新生力量加入到對傳統村落保護的隊伍中來，“用年輕人的智慧和活力，守護這筆豐厚的文明財富”。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胡春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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