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中國經濟加速轉型發展，中國社會處于向現代化社會大轉型、大變革的歷史進程，社會結構、社會分層、社會流動出現新態勢，社會矛盾、社會價值、社會心態呈現新特征。傳統治理理念、方式失效，治理能力已不適應現代化國家的要求。

　　直面鄉村治理五大短板

　　短板一：農村空心化與鄉村參與

　　鄉村人口從2005年的近7.5億減少為2014年的約6.2億，農村空心化趨勢日益明顯。

　　村里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等“三留守”群體參與意愿與能力有限，導致鄉村治理主體缺失，村民參與村級公共事務乏力。

　　部分鄉村甚至連村兩委換屆選舉都缺乏合適人選，班子成員老齡化日益嚴重，只能勉強扮演“維持者”的角色。

　　短板二：土地分利化與鄉村廉潔

　　農村土地資源成為“香餑餑”，也成為“蠅貪”高發地帶。

　　一些農村村級權力尤其是村主任和支部書記缺乏有效監督，在頻繁的土地流轉或者征用過程中以權謀私。

　　部分村莊憑借集體土地收益積累了大量的集體資金和物業資產，同樣缺少有效監督，“小官大貪”突出。

　　短板三：村級黑惡化與鄉村穩定

　　與“小官大貪”相交織，村級權力灰色化甚至黑惡化有所抬頭，一些地方村霸問題較突出。

　　他們利用宗族惡勢力或黑社會流氓，干擾村級換屆選舉，侵占村級集體資產，欺壓農民群眾。

　　一些村霸還滲透村干部隊伍，侵蝕農村基層政權。

　　短板四：維權信訪化與鄉村法治

　　農村法律服務比較缺乏，農民缺少有效的維權方式，更多地采取信訪而非法律途徑來表達訴求和維護權益，“信訪不信法”。

　　短板五：文化多元化與鄉村風氣

　　隨著人口流動性的增加，農村社會文化風氣呈現多元化，但在部分地區并沒有帶來農村精神財富的有效積累，反而使一些不良社會風氣有所抬頭。

　　不贍養老人的不孝之風，大操大辦的人情之風，建廟問神的迷信之風，執迷不悟的賭博之風等，與農村原本的勤儉家風、樸實民風和文明鄉風格格不入。

　　“微創新”多元探索鄉村善治

　　為回應農村空心化帶來的村民參與難題，一些地方嘗試將鄉村治理重心下移，在行政村以下尋找鄉村治理的微單元，提升鄉村治理的參與力。如理事會、議事會、政經分離模式。

　　針對各地屢屢出現“小官大貪”“村霸”等問題，一些地方采取諸多措施來加強農民的監督權、管理權和決策權，以“權利制約權力”，從而規范微權力，保障鄉村治理的廉潔力。如監委會模式。

　　針對農民權利觀念增強卻“信訪不信法”，維權行為增加卻難以納入到法治軌道的問題，一些地方探索自治、法治與德治三合一，廣泛建立內生的村規民約或者外引法律資源推進微法治，提升鄉村治理的法治力。如法治與自治、德治三治合一模式。

　　對于農村不良社會風氣滋生的問題，一些地方將傳統的家規家訓家風和奉獻鄉里的鄉賢文化作為鄉村治理的重要手段，致力改善微環境，增強鄉村治理的文化力。如新家風家訓、新鄉賢模式。

　　鼓勵地方實踐，加強頂層設計

　　當下，鄉村治理正處于基于外部性制度安排向基于內生型需求推動的制度創新大變革之中，相關主管部門和領導干部要解放思想觀念，尊重群眾意愿，摒棄傳統的管控型思維，在鄉村治理中更多地激發群眾的內生需求和動力。

　　面對基層社會的種種矛盾，許多地方進行了創新性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由于無法與現行法律政策有效對接，受到一定質疑，影響地方進一步探索的積極性。

　　對于這樣的嘗試，國家相關部門不能“一棍子打死”，應當營造創新環境，允許試驗試錯。

　　基層的創新一般從實際出發，比較“接地氣”，但是不一定“接天線”，往往因為地方情況的特殊性，或者改革者的局限性，缺乏推廣價值，或是難以持續。

　　基于此，需要上級部門加以積極引導，要站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高度，加強頂層設計，對成果顯著的地方改革經驗進行總結，條件成熟者可上升為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推廣。

　　與現行法律、政策相適應的改革，要加以鼓勵;符合實際發展需求的，要加以支持，并以此為依據逐步修訂相關的法律法規;不符合實際需求的，要及時“糾偏”，以更積極穩妥地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作者：任路，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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