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昨日報道，教育、公安、民政、婦聯等11部門一齊向學生欺凌行為“亮劍”，日前共同印發了《加強中小學生欺凌綜合治理方案》。方案首次明確界定，學生欺凌應當是蓄意或惡意欺負、侮辱，并造成對方身體、精神傷害或財產損失。如屢教不改或者情節惡劣，實施欺凌的學生可轉送至工讀學校。

　　中小學生之間的欺凌現象，是個全球性問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今年發布的報告顯示，全世界每年有近2.46億兒童和青少年因體貌特征、性別與性取向、種族與文化差異等遭受欺凌。在我國，全國檢察機關2016年共受理提請批準逮捕的校園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1988人，經審查批準逮捕1180人，這還不包括相當比例未進入司法程序的欺凌案件。

　　對欺凌概念認識不清、處置乏力，一直困擾著現實中的欺凌治理。一些欺凌現象，要么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么干脆當作正常“打鬧”而不被重視，處理上表現出濃重的“隨意化”特點。這既無法形成有效治理，也對被欺凌方的權益造成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因此，此次綜合治理方案，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明確了欺凌防治的制度框架。

　　當然，方案再詳盡，能否發揮實效，關鍵還是落實。方案對學校和相關部門提出兩個明確要求，一是學校要組成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負責對事件是否屬于學生欺凌行為進行認定；二是各地教育行政部門要明確具體負責防治學生欺凌工作的處(科)室，縣級防治學生欺凌工作部門負責處理申訴請求。這意味著，面對欺凌事件，必須讓專門機構按正規程序處置。對此，相應的機構建設必須盡快跟上。

　　具體到對欺凌者如何懲戒，方案確立了階梯性的懲戒體系：如情節輕微的一般欺凌事件，由學校對實施欺凌學生開展批評、教育；屢教不改或者情節惡劣的嚴重欺凌事件，必要時可將實施欺凌學生轉送專門(工讀)學校進行教育；涉及違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罪的學生欺凌事件，則要訴諸司法渠道。這套綜合懲戒方案，體現了“寬嚴相濟”，也充分兼顧了“中小學生”的特點，但要落實好，還有待進一步的制度和“硬件”支撐。

　　比如，轉送專門(工讀)學校到底如何操作，目前尚無具體細化條件與標準，且該類學校不僅數量嚴重不足，收受條件也非常苛刻；再比如，我國現有的針對未成年人保護的法律，如《未成年人保護法》《反家庭暴力法》，都旨在解決成年人對未成年人施加暴力的問題，而對未成年人之間實施的暴力、侮辱行為，均沒有涉及。那么，對于涉嫌犯罪的欺凌事件，要嚴格按照法律來處理，就可能還涉及必要的立法跟進。

　　由于校園欺凌的特殊性，欺凌防治還是應把重點放在預防上。在這方面，方案要求學校應每學期開學時集中開展教育、在道德與法治等課程中專門設置教學模塊等方式，并定期對中小學生進行欺凌防治專題教育，組織開展家長培訓，引導廣大家長增強法治意識，落實監護責任。類似要求，從落實情況看，似乎并不算好。因此，校園欺凌的專題教育如何落到實處，恐怕還需要加強這方面的考核和監督，避免形式化。

　　中小學欺凌現象，多發生在校園，卻不僅是校園問題；其以暴力為主要表現形式，但又不僅僅是身體上的“傷害”，更涉及心靈、精神；對該現象進行防治，需要懲戒，但更需要“救贖”……種種錯綜復雜的關系，決定了校園欺凌防治，必須是綜合治理，必須是多方的合力參與，必須每個環節“環環相扣”，不掉鏈子。就此而言，綜合治理方案的發布仍只是一個大的框架建設，它需要嚴格落實，更有待細化“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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