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高校思政教育領域已開設數十年的《形勢與政策》課，如今面臨嚴峻挑戰。在一群喜歡二次元的00后大學生中，如何進行形勢與政策教育，成為高校思政課教師頭疼的事兒。

　　在上海，兩所理工科院校——華東理工大學、上海理工大學，正向這種挑戰進行“正面回應”。那么，理工科院校是如何開展該課程教學的呢？

　　進行課程改革前，華東理工大學針對《形勢與政策》課的教學效果進行調研。數據顯示，41.74%的學生認為課堂氣氛壓抑，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低；只有30.73%的學生認為當前教學效果不錯；17.89%的學生認為教師與學生缺乏有效溝通，課堂活躍度低。

　　面對一群“泛00后”的大學生，華東理工大學主動調整教學方案、教授方式。華東理工大學副校長胡寶國對全國各大高校的《形勢與政策》課進行了研究。他發現，從組織管理上來看，有的學校比較重視，課堂教學學時較多；有的學校不夠重視，僅僅是幾場講座；有的學校只在新生或低年級中開設；有的學校能夠覆蓋4個年級；有的學校課程安排進了課表，有的學校僅僅是臨時性的第二課堂內容。

　　“目前仍有部分高校對課程的定位和認知不清晰，導致學生對該課程評價不高。”胡寶國介紹，華東理工大學目前大一、大二有課堂授課，但教學安排不夠，教學內容按照8個專題來設置，稍顯不足；授課隊伍主體是思政工作隊伍，有些單一；尤其是課堂互動不夠，教學與考核分開，造成課堂約束機制不夠。

　　課程改革后，華東理工大學的《形勢與政策》課不再是1個教師的課堂，而是成立教研組，進行集體備課；不再只是45分鐘的課堂，要有課前預習和課后思考；不再是1個學生的課堂，要實現交流分享和課堂互動；不再是兩個學分的課堂，要通過復課、評價、分析，達到預期效果；不再是1門課的問題，要建立課程大數據分析，確保《形勢與政策》課與其他思政課和各類課程同向同行，形成協同效應。

　　“互聯網+”也被用到思政課上。學校開發了“愛思政”網上授課平臺，實現簽到、互動、輔助資料、作業提交等功能；成立專題教研組。不同學科的教師進行搭配，共同制訂教學大綱，提供預習資料，設計統一教案，制作統一課件，校領導、各院系書記和院長均納入到相應教研組，建設“微課堂”，形成一批《形勢與政策》示范課。

　　在“愛思政”網上授課平臺，教師可以通過微信實現課程即時互動，整個過程包括建立班群、課前預習、教師分析、掃碼簽到、互動答題、課后考核、數據采集、教師復課等，同時還有愛國學堂課程，并逐步形成《形勢與政策》課的特聘教授資源庫。

　　胡寶國對新的課程體系信心十足，因為這套課程完全按照在校的“泛00后”本科生成長軌跡和學習、生活特點進行的設計。學校還組織“通海茶敘”邀請本科生一起喝咖啡、聊國家大事，每次網絡報名名額都會被“秒搶”。

　　在上海理工大學，學校對《形勢與政治》課“是否有效”的評價，已經達到了像互聯網企業考察用戶滿意度一樣的程度，課上得好不好，由學生進行直接評價。

　　每一堂課結束，會隨機抽取學生填寫《學生評價表》，對課程內容、上課形式、教師語言表達等，進行全方位考評。一些非思政課教師，也會成為教學督導員。他們組成教學督導團，不定時抽查教師上課情況，并做督查記錄。他們不僅聽課，聽完課還會對學生進行隨機抽樣調查，形成《教師上課情況督查報告》。一次考評不合格，要談話整改；兩次考評不合格，則取消上課資格。

　　考核《形勢與政策》課教師是否合格，除了上述兩個報告外，還需要來一次答辯。教師要對教學效果、活動開展情況等進行“路演”，現場回答評委提出的“刁鉆”問題。

　　有意思的是，形勢與政策教研室橫跨校內多個院系、部門。教研室主任由馬克思主義學院領導兼任，副主任則由思政理論課教師和學工口的輔導員共同擔任，任課教師包括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學校領導以及遴選出的各個學院的黨委副書記、優秀輔導員等，共計30余人。

　　在上海理工大學，《形勢與政策》課遠不止是坐在教室聽講、回答教師提問這么簡單。這門必修課由課堂教學和學生實踐兩部分內容組成，課堂出勤率和期末考試占總成績的50%，實踐項目占50%。

　　“實踐環節要求每名學生交調研報告，暑期根據教師布置的選題，組團進行調研，學工口對學生情況掌握全面，更容易指導和把關。”上海理工大學形勢與政策教研室副主任郭紅保告訴記者，每年學校有四五千名學生要參與調研，僅依靠思政課教師這一專業力量很難實現對全局質量的把控，“輔導員老師必須全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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