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泰：揮別“隱形中國”

　　王學泰是治學嚴謹的學者，但生活中他愛笑又幽默，他憶舊懷人、寫茶酒吃食、研究詩詞小說，看盡歷史百態，曾發現了“游民意識”，讓人們重新認識了“被隱藏的中國”。現在，這位有趣的學者去世了

　　很多書還沒有寫完。《中國古代笑話史》才完成了三分之一，一部《小學紀事》已經完成了大約一半，記錄老北京的風土人情，以及一本詩集，這是著名學者王學泰生前主要的寫作計劃。2018年1月12日早上，王學泰因病去世，享年75歲。

　　生病之后，王學泰經常跟自己的妻子管小敏念叨，說一定要寫一本《搭橋記趣》，記錄下整個的治病過程。心臟搭橋是一種復雜醫學手術的通俗稱謂。“盡管充滿痛苦艱辛，可是從他給未來這本書的書名就可以想到他的生活態度是怎樣的樂觀。”管小敏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感嘆道。

　　事實上，很多人對這位學者的印象也是這樣，愛笑，帶著老北京的那種幽默感。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青年王學泰經歷了多次運動，還曾在“文革”后期因言獲罪，在監獄里待了三年，卻完全沒有身陷囹圄的愁苦，反而將監獄變成了他觀察與思考的另一個場所。

　　后來，王學泰因為研究“游民文化”而為大眾所熟知，這項研究與余英時的“士文化”和吳思的“潛規則”，曾被學界中人稱為中國當代人文學科的三大發現。他的《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等著作呈現出歷史的另一種面孔，被認為呈現出了“隱形中國”，同時也與當下的社會有著切實的關聯。

　　“王先生在研究古代問題的時候，很容易聯想到當代社會有什么情況跟古人很相似。反過來也一樣，他看到現在的社會與文化現象，馬上就能想到，這個問題，其實古代的某些書已經講到了。”王學泰的生前好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鄭永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憶舊懷人、茶酒吃食、詩詞小說，歷史百態，在王學泰的筆下被不斷拆解，露出更加本原的面目。文人的命運流變、游民的社會顯影，還有民俗的文化密碼，都是他所關心的問題。

　　生活的第一課

　　去年11月，學者雷頤無意中看到了一張老照片。那還是1997年，作家王小波剛剛去世，雷頤和李銀河、王學泰還有作家徐曉等人一起商量出版王小波的紀念文集。轉眼之間，已經過去了整整20年。雷頤有些感慨，便將這張照片發在了網上。讓他感到意外的是，僅僅兩個月后，他便收到了老友王學泰去世的消息。

　　雷頤對王學泰最深的印象是喜歡聊天，談天說地，滔滔不絕的，聲音還很洪亮。上世紀90年代中期，雷頤與王學泰相識，一開始并不知道這位朋友在六七十年代當過“反動學生”，還進過監獄，更看不出來有什么精神上的委頓。

　　“個人的社會閱歷讓他對歷史有了更深的洞察力，一般的學者在這方面的體會沒有他深。正是這些經歷，讓他能夠深入了解最底層和邊緣的人群，為他以后的游民研究打下了基礎。” 雷頤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與王學泰同樣經歷過那個時代的雷頤深深知道，在當時，即使不聊政治，說話有時候也是一件危險的事情。1958年，“大躍進”運動剛開始，隨處可見“多快好省”的口號，農村隨后開始“放衛星”。學校也停止上課，搞“組織軍事化”，王學泰所在的高二5班變成了“某連5排”。還有農村來的“生產隊長”來學校里作報告，大談超聲波對于農業生產的巨大作用。

　　隨后，王學泰和其他學生一起下到農村，白天參加農業生產，晚上開會。“當時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開會往往比干活更重要。”他后來在散文《生活的第一課》里這樣回憶道。很快，他就發現事情并不是宣傳的那樣。

　　在一次學習會上，他直接說出了自己的所見所想。不久之后，王學泰有了好幾條罪狀，包括破壞生產工具、懷疑“總路線”“大躍進”和黨的方針政策，無組織、無紀律等，從此成為了被批判的“落后分子”“反動學生”。1964年大學畢業后，王學泰被分配到了農場，接受“勞動考察”，一直到1969年才結束。

　　1972年，一向喜歡讀書的王學泰結識了一幫書友，時常聚在一起，談天說地，仍會談論政治。當時“批林批孔”運動搞得極大，社會混亂，王學泰和一些書友認為這項運動“另有所指”。有一次，王學泰從書友那里借來了預言“國運”的讖緯“奇書”《推背圖》，輾轉又借給了一位姓顧的高干子弟干部。后來，這位干部因為過激言論被人告發，輾轉又牽扯到了王學泰身上。

　　1975年初，王學泰被拘留了，先是在北京市看守所待了一年，隨后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1978年，王學泰平反釋放，一共度過了三年的牢獄生活。后來，這些經歷被他寫成了書，在2013年以《監獄瑣記》的名字出版，記錄下了形形色色的囚犯、荒誕離奇的故事與“文革”末期的微妙社會心理。

　　“算起來，我在貧困落后的農村待過近十年、在監獄里待過三四年，可以說，社會底層各色人等都見過一些。”他在書里這樣回憶。雷頤也認為，監獄生涯讓王學泰能夠接觸到那些最底層的邊緣群體，他們是被拋出社會秩序之外的一群人，這大大加深了他對于社會與人性的理解。

　　此后，80年代的帷幕開啟了。他終于擺脫“落后分子”和犯人的身份，作為編輯和研究者，逐漸成為了大眾所熟知的那個研究游民文化的學者王學泰。

　　江湖里的隱形中國

　　王學泰在1980年進入《文學遺產》編輯部工作，鄭永曉則在1984年進入古代文學教研室，兩者都隸屬于社科院文學研究所。80年代末，王學泰離開《文學遺產》，也到了古代文學研究室，跟鄭永曉熟絡了起來。

　　研究所每周二上班，王學泰常常在辦公室里跟同事聊天。王學泰的研究領域主要在明清小說，鄭永曉則在宋代。當時，社會上流行“下海”經商，“文革”的那套革命話語體系已經沉入歷史，“大款”“大腕”和“走穴”等江湖黑話開始流行，這些詞匯多來自于通俗小說和社會下層。

　　與此同時，在社會上，錢的重要性也大了起來。鄭永曉記得，有一次幾個人聚在一起聊天，說到“錢能通神”這個典故，王學泰很快就提到，明清時代的某部書里就已經出現社會大眾對金錢的普遍追逐。他的博聞強記給鄭永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0年代初，王學泰決定研究通俗小說與秘密會社的關系，而聯結兩者的則是游民文化。“像《水滸傳》，在過去的話語體系中，一直被認為是描寫農民起義的，但王先生不這么認為，他在其中發現了游民意識。”鄭永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

　　一開始，所里的同事并不認同王學泰的觀點，甚至認為荒謬。副所長董乃斌因為跟王學泰交流比較多，了解他的想法。“盡管他的觀點大家還不理解，但我們試著看看，它到底怎樣荒謬。”董乃斌這樣建議道。

　　研究期間，王學泰編輯了一套隨筆叢書，作者包括王學泰、秦暉和雷頤等人，名為“學人文庫”。王學泰的書叫做《燕譚集》。“當時出書還不那么容易，所以還是挺感謝王先生的。”雷頤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出版社為了做宣傳，希望有前輩學人做些評論。王學泰恰好認識著名學者李慎之的女兒，便托她帶去了這套叢書。不久之后，李慎之主動打電話過來，說是對《燕譚集》里關于游民文化的部分很感興趣。后來，他決定為王學泰的新書作序，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題為《發現另一個中國》。這本書就是《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

　　“原來中國還有一個歷來被文人學士忽視的游民社會，他們的意識形態不但與官方的正統的意識形態對立，而且還支配著半個中國，半部歷史，還時時冒出頭來一統天下。”李慎之在文章中寫道，“這項工作無異乎‘發現另一個中國’。”

　　1999年，《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正式出版。王學泰在其中對游民意識和文化進行了深入分析，包括組織形式、道德體系和人際關系等，并闡發了有別于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概念。游民指的是那些在主流社會失去容身之地的人，而江湖則是他們所托身的空間，那里“風波險惡，一飽難求”。

　　后來，王學泰對自己的這本代表作進行了增訂，擴充了20多萬字。這部作品不僅在學術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在社會大眾之間也有著廣泛的影響。

　　通才與雜家

　　2003年，王學泰從社科院退休。之后的幾年里，鄭永曉還經常見到他。每次出了新書，王學泰也都會送給他一本。

　　很多讀者都只知道《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但王學泰本人的閱讀和研究遠比大眾的印象要深廣。鄭永曉就更看重王學泰的另一本著作，叫作《中國古典詩歌要籍叢談》。“從先秦到近代，涉及了1100多部著作，簡明扼要，要言不煩，橫跨兩千多年，這種著述，沒有廣博的閱讀面和深厚的學養，是做不到的。”鄭永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周圍朋友和同事的印象中，王學泰是那種將生活、寫作和思考結合得非常緊密的人。他為人幽默，便寫了《中國人的幽默》；喜歡吃，便寫了《中國飲食文化史》；自己寫詩，還寫了一本《清詞麗句細評量》。在這些著作中，他常常融會貫通，在飲食中發現不為人知的黑暗面，在聶紺弩等人的詩詞中發現文人的際遇與心理。

　　退休之后，王學泰也常常接受媒體采訪，對當下的現實發出自己的聲音。常常有媒體的記者驚訝于這位著名學者的隨和，在電話里也能聊得很嗨。“再也聽不到中氣十足的爽朗笑聲了。”曾經跟王學泰打過交道的媒體人綠茶在一篇紀念文章里這樣嘆惋道。

　　近段時間，王學泰的身體不如從前了。雷頤最后一次見王學泰，是在2016年12月。那次聚會上，雷頤覺得本來很魁梧的王學泰，身體弱了一些。

　　本來王學泰住在崇文門，跟雷頤挨得很近，兩個人常常見。后來王學泰搬到了勁松，和雷頤的來往就少了，偶爾通個電話。王學泰跟翻譯家葉廷芳住在一個院子里，經常一起喝茶，散步，聊天。2017年年末，葉廷芳獲得由《南方人物周刊》頒發的年度“魅力人物”獎。正好雷頤是頒獎嘉賓，兩個人還聊到了王學泰。如今，75歲的王學泰走了，留下未竟的書稿和眾人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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