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聯合懲戒讓環保失信成為“過街老鼠”

　　【誠信建設萬里行】

　　今后，企業如果違規排污，不僅會收到環保部門的罰單，還可能無法獲得政府供應的土地，企業發債也會受到限制。

　　這正是因為環境信用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近年來，圍繞建立和完善企業環境信用評價制度，我國推進企業環境信用評價試點，推動企業環境信用信息公開，聯合相關部門出臺了《企業環境信用評價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辦法》）、《關于加強企業環境信用體系建設的指導意見》和《關于對環保領域違法失信聯合懲戒備忘錄》等文件。

　　而在實踐中，近期，生態環境部聯合證監會對嚴重失信企業江蘇輝豐股份有限公司開展聯合懲戒，堪稱典型案例。

　　污染環境被曝光 多部門介入聯合懲戒

　　作為農藥企業，輝豐股份早在啟動A股上市之際，就因涉嫌偷埋暗管排放有毒污水等情況被曝光，但在質疑聲中，仍于2010年11月上市。近8年來，不斷有村民和媒體揭露其污染行為，直到今年被相關部門徹底查處。

　　回顧對案件處理的部分經過，不難看出，生態環境部、證監會、深交所等均參與到對輝豐公司的懲戒中。

　　3月29日，媒體報道輝豐公司環境違法問題后，生態環境部政法司及時跟進，通報證監會、深圳證券交易所；4月20日，生態環境部官網發布《生態環境部通報鹽城市輝豐公司嚴重環境污染及當地中央環保督察整改不力問題專項督察情況》；4月21日，深交所發布《關于對江蘇輝豐生物農業股份有限公司的關注函》；4月23日，證監會對輝豐公司的信息披露違法違規問題立案調查；6月8日，深交所正式作出《關于對江蘇輝豐生物農業股份有限公司及相關當事人給予紀律處分的決定》；7月19日晚，輝豐股份公告稱，因兩項目環保違法，公司收到江蘇省環保廳《行政處罰事先（聽證）告知書》。

　　“作為上市公司，江蘇輝豐理應嚴格按照證監會的有關規定，在年度報告和半年度報告中披露所受到的環保行政處罰信息。但是在今年被曝出環境違法事件后，其2017年年度所有報告中被發現均未披露任何相關處罰信息。”生態環境部政法司相關負責人指出。

　　據了解，2016年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江蘇后，先后兩次將群眾對輝豐的舉報交辦當地政府部門，但鹽城市及大豐區在查處過程中，僅就企業環境管理提出整改要求，未對偷排高濃度廢水問題開展針對性調查，最終以舉報不實為結論向社會公布結果。

　　環境行為嚴重失信 企業付出高昂代價

　　以輝豐公司為例，鹽城市大豐區環保局副局長曹嘉庚解釋了聯合懲戒之后，企業因為環境違法將付出怎樣的代價。“這家以農業生產為主的企業，因非法處置危險廢物、違規轉移和貯存危險廢物、長期偷排高濃度有毒有害廢水，以及治污設施不正常運行、臨時編造危險廢物管理臺賬，并提供虛假報表等一系列問題，被證監會立案調查，輝豐股份董事長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不斷有股民考慮發起索賠。”

　　曹嘉庚算了這樣一筆經濟賬：“環保信用被評為黑色等級后，輝豐在電費水費方面將會被實行差別化價格，每度電要高出0.1元，每噸水要高出1.0元。假如企業不積極整改，及時修復環保信用，以該公司去年的用電量和用水量作參考進行估算，電費就可能要多付出600多萬元，水費要多付出100多萬元。”

　　除罰款、刑事拘留涉案人員外，聯合懲戒行動還對企業產生了其他實質性影響。據悉，輝豐公司4月23日周一開市股票即跌停，此后連續兩天分別下跌3.10%和2.56%。5月23日，該公司的市盈率僅為12.38倍，是聯合行動前（4月19日）的37%。顯然，聯合懲戒讓環保失信企業成了“過街老鼠”，“一處失信，處處受限”。

　　典型案例影響大 完善信用評價應多方發力

　　企業為了追求利潤而違背環境信用，糾正還得從經濟效益上做文章——基于此種理念，環保信用評價制度應運而生。

　　生態環境部政法司相關負責人指出，作為一種環境管理手段，環保信用評價具有全面、直觀、公開、共享等特點。“全面，是指環保信用評價全面反映企業環境行為。直觀，是指環保信用評價結果以顏色標識，直觀醒目。《辦法》規定，企業的環境信用，分為環保誠信企業、環保良好企業、環保警示企業、環保不良企業4個等級，依次以綠牌、藍牌、黃牌、紅牌標識。公開，是指環保信用評價結果必須向社會公開。共享，是指環保信用評價結果共享至發展改革、銀保監、證券、國有資產管理、商務等部門，作為聯合獎懲的依據。”

　　根據《辦法》，環保部門將企業環境信用評價結果通報給包括人民銀行、證券、保險監管機構等有關部門，后者在行政許可、公共采購、金融支持等方面，參考企業環境信用評價結果。“環保部門會將類似輝豐這樣的失信企業環境違法信息推送給有關部門，使其在政府采購、土地供應、資質許可、稅收優惠等領域依法受到限制——說白了，環保信用越差，企業承擔的經濟成本越高。”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高級工程師楊姝影解釋說。

　　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全國近一半省份尚未正式開展環境信用評價，大多數已開展的省份評價范圍僅限于國控重點企業；即使是走在全國前列的省份，參評仍然沒有實現污染源企業全覆蓋。

　　在四川省環保廳廳長于會文看來，我國環境信用體系建設與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階段不匹配、不協調、不適應的矛盾仍然突出，環境信用體系建設還應多方發力。“國家層面應加快制定有關環境信用評價的管理條例，改變目前各地標準不一的狀況；擴大參評范圍，將環評機構、社會化環境檢測機構和危險廢物處置利用機構等環境服務業企業納入進來；此外，還要建設貫通省、市、縣三級環保部門的企業環境信用動態管理系統，落實多部門聯合獎懲機制，充分運用信用評價結果。”于會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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