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利用紅領巾進行商業炒作的行為，不僅與公共利益、國人感情相抵觸，而且也觸犯了如《英烈法》《廣告法》以及關于紅領巾的使用規定等相關法律法規。任何人都有責任和義務，努力維護好我們的價值觀念，為中國的未來一代樹立時代精神。

　　紅領巾變成了商業道具？近來，這樣匪夷所思的事情接續發生，不禁讓人們深思事件背后的動因。8月，某企業邀請日本演員出席商業活動時，為其佩戴紅領巾，引發社會軒然大波；9月，山東菏澤某小學向學生發放的紅領巾上印有當地商場開業廣告，惹得輿論一片嘩然。這些利用紅領巾進行商業炒作的行為，不僅與公共利益、國人感情相抵觸，而且也觸犯了如《英烈法》《廣告法》以及關于紅領巾的使用規定等相關法律法規。目前，對相關各方的處罰還在陸續進行當中，這自無須贅言，但如何能遏制后人效仿，還需要來自多方的保障。

　　早在十九世紀，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現代意義上的廣告就已經逐漸滲透進人們生活的各個角落，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商業廣告的背后攜帶著不同商家的經濟利益甚至價值觀，為了規范商家的商業行為，政府和社會各界也在不斷規范和約束商業廣告的發布內容、發布介質和發布方式。利用紅領巾進行商業廣告宣傳，就是明顯的違規、犯錯之舉。

　　國人兒時都聽過，紅領巾是五星紅旗的一角，是烈士鮮血染紅的。這一塊“小紅布”的意義在于彰顯愛國主義所指明的義務與美德，是個人與國家、社會之間統一利益、共享意識的載體。顯然，不論商業主體以何種理由辯解，都無法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即“私人服務”和“公共服務”之間的差別。這其中的差別意味著，即便商業活動以“公共”為旗號，其“謀私”的動機也會促使其在使用全社會公認的精神符號時，影響其純粹性和唯一性。

　　由是觀之，不僅是紅領巾，包括那些人們敬畏的符號被濫用，都不能簡單歸咎于大眾對市場經濟，對商業利益的粗糙理解，還應該深刻地對社會道德環境進行自省。譬如紅領巾，它代表的不僅是政治標識，而且也衍生出了文化上的榮譽感。與法律法規社會風俗所賦予的責任感不同，這種榮譽感可以促使一個人發自內心地追求自身的理想狀態和更高境界。每個人都有記憶，當有資格得以佩戴紅領巾的時刻，是自己對共同歷史的認同和共同文化的融入，自然也是充滿自豪的時刻。這種標識雖然不意味著一個人已經擁有了相應的德性，但可以通過社會的認可來引導內心的價值取向，在行為上促使其做出正確的事情，甚至是那些利益無涉的事情。同生物體一樣，一旦共有的精神符號“基因片段”被無端修改，這個社會共同體也就開啟了衰老的歷程。

　　當然，在社會生活中，對于道德和美德是追求，而對于法律法規是要求。任何人都有責任和義務，努力維護好我們的價值觀念，為中國的未來一代樹立時代精神。

　　(作者：趙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