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退休人員逐年增多、養老金待遇支付規模逐漸增大的情況下，養老金待遇調整法定化顯得越來越必要和迫切。此舉不僅可以讓國家、企業和退休人員三方的利益在法治的框架內得到平衡兼顧，確保養老金待遇調整的可持續性，而且能在更大程度上鞏固完善養老保障體系，進一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今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在論述“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政策”時，明確提出“繼續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在廣大退休人員中引起熱烈反響。自國務院決定從2005年開始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以來,退休人員的養老金至今已經連漲15年。有關專家認為，養老金待遇調整是退休人員共享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式，基本養老金連漲15年當然是好事，在此基礎上,應當將養老金待遇調整機制納入社會保險法或相關法規中,以確保待遇調整法定化,穩定退休人員預期。（3月18日《法制日報》）

　　我國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養老金待遇調整一直備受各界關注。養老金待遇的連續15年上漲，不僅充分體現了關愛退休人員的濃濃政策善意，也為實現老有所養戰略頂層目標奠定了堅實基礎。這對進一步改善廣大退休人員的生活，確保他們及時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無疑意義重大。

　　同時應當看到，盡管養老金待遇連續15年上漲對廣大退休人員體現了政策善意，但這種政策善意的釋放尚未法定化，難免讓一些退休人員對養老金待遇調整的預期不夠明確。換言之，養老金待遇的調整尚未法定化，多少會讓一些退休人員產生沒有吃到“定心丸”的感覺。在人口老年化加速到來的現實語境下，將養老金待遇調整納入社會保險法或相關法規中，不僅有助于穩定退休人員的心理預期，而且有助于依法確保養老金待遇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穩步增長。故此，將養老金待遇調整納入法治化軌道，以法治程序與實體之力保障廣大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待遇不因政策的變化而不可預知，顯然是法治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

　　還應該看到，退休人員養老金待遇的調整，涉及多方利益的博弈，往往牽一發動全身，只有運用法治化手段，將各方利益的博弈規范在法治軌道上，才能實現各方利益訴求的平衡兼顧。從這個意義上說，將養老金待遇調整法定化，更是平衡各方利益訴求、確保養老金待遇調整不背離公平的本質要求。

　　回顧過去十余年來退休人員養老金待遇的調整，因缺乏具體的法律約束，每次上漲的幅度不同，其中漲幅最高的2006年達到23.7%，漲幅最低的2018年為5%。養老金待遇調整漲幅的起伏不定，雖然總體上沒有偏離提高退休人員養老金待遇的基本政策走向，也適當考慮了企業工資上漲和物價變動等客觀因素，但因為養老金待遇調整漲幅未能表現出一定的“規律”，有時讓人難以預知，多少會讓一些退休人員生出幾分不確定性。特別是一些沒有趕上養老金待遇調整漲幅最大政策窗口的退休人員，相比其他符合漲幅最大政策的退休人員，在養老金待遇調整問題上可能產生某種“不平衡”。這樣的問題原本是應當避免的，從操作上看也是能夠避免的。

　　“法者，治之端也”，鑒于我國首部社會保險法沒有設置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正常調整機制的實際，在退休人員逐年增多、養老金待遇支付規模逐漸增大的情況下，將養老金待遇調整法定化，顯得越來越必要和迫切了。此舉不僅可以讓國家、企業和退休人員三方的利益在法治的框架內得到平衡兼顧，確保養老金待遇調整的可持續性，而且能在更大程度上鞏固完善養老保障體系，進一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為此，相關職能部門要以高度的責任感和時不待我的緊迫感，積極擺脫各種機制或利益的掣肘，加快推進養老金待遇調整法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