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我們要具備戰略眼光，樹立全球視野，既要有風險憂患意識，又要有歷史機遇意識，努力在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把握航向；共建“一帶一路”不僅是經濟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發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進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的重要途徑。

　　“一帶一路”倡議著眼于各國人民的友好合作、推動全球發展。進一步，建什么？怎么建？全新的開發倡議將自然延伸出全新的、全地域的、全領域的國際合作組織方式、組織平臺、組織體系和治理形態。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5年來，引起越來越多國家熱烈響應，其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外，參與者來自亞、歐、非，甚至美洲等幾乎全球所有地區，涉及地域日益廣泛。參與者身份也日趨多元，代表性日益增強，涵蓋政界、智庫、國際組織、企業界等不同領域。

　　組織規模如此宏大的國際合作，將地域、領域、見解等各不相同且如此眾多的參與者，整合到一個宏大的倡議、一項偉大的建設之中，的確并非易事。毋庸諱言，“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也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涉及經濟、政治、安全、社會、文化、環境等各個方面，需要進行建設性的討論并加以解決。

　　組織國際合作，討論并解決問題，本身就是“全球治理”。在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在整合來自全球的參與者的過程中，需要坦誠溝通、共同努力，更需要共同的規則、程序，需要大家認可的方式、方法。這些規則、程序、方式、方法將形成一系列涉及政治、安全、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各個領域的國際秩序和國際制度，這種秩序和制度的穩定化、模式化，就是我們常說的全球治理體系。

　　為了解決政治與安全等綜合性、全球性問題，戰后形成了運作至今的聯合國體系。在全球經濟領域，為了管理世界經濟和貿易秩序，產生了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前身“關貿總協定”體系；為了確保全球金融制度運作正常，產生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體系；為了促進國際性的重建與開發，產生了世界銀行體系；等等。

　　由于歷史原因，戰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免帶有濃厚的西方色彩。冷戰結束后，這樣的處理和解決全球事務的制度、體系、規則、程序等所謂“國際機制”還一度出現了一波強勁的全球性擴張。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言，“美國體系的大多數內容是在冷戰期間出現的，并成為美國遏制其全球性對手蘇聯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個對手倒下而美國成為了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國，美國體系就可以成為現成的東西在全球應用……”

　　但是，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這一整套的制度、體系、規則、程序等遭遇了普遍的質疑，推動形成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呼聲日益高漲，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為這樣的努力提供了強勁的動力。“變革”成為時代潮流。

　　“一帶一路”倡議可謂生逢其時，其空前規模的新型國際合作為新型國際規則、國際制度、國際體系的探索提供了廣闊的實驗場。新型全球治理體系的探索完全可能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實踐中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和成果。整合國際資源，討論并解決問題的一系列方式、規則、程序、體系不斷成熟、穩定，就是一種新型全球治理模式的漸進形成。我們討論多年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今天正發端、發展、成熟于各國人民友好合作的偉大實踐之中，并必將結出變革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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