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鶴 攝

“05后”小郝離職前，是一名投訴熱線話務員，每天的工作內容，接聽網約司機投訴乘客的電話。

入職第十個月，公司以他“嚴重違反規章制度，消極怠工，不正視及改正相應問題，對公司正常運營、員工士氣造成不良影響”為由，解除雙方勞動合同。

這個剛滿20歲的小伙子，收到解除通知書當天，直奔我院提交了勞動仲裁申請書，提出兩項仲裁請求：一是裁決公司退還扣罰工資1200元；二是裁決公司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7000元。

庭前調解階段，小郝的電話始終無人接聽，而公司代理人雖口口聲聲稱同意調解，但又明確拒絕支付任何款項。公司的行為，看似配合調解工作，實則是消極抵觸，用表面的“同意”掩蓋實質的“抗拒”。

那天下午四點半開庭，我特意提前十五分鐘到仲裁庭，試圖為庭前調解做最后努力。

一進門，濃郁的咖啡香撲鼻而來，循著那縷香氣望去，申請人席上的小郝正悠然地啜著咖啡。他上身穿件黑色短款文化衫，胸前幾行字格外惹眼——“每日三省吾身，能不能不做，能不能晚點做，能不能叫別人做”，下身松垮垮地套著條沙灘褲，腳上趿拉著雙拖鞋。

見我入座，他立刻放下咖啡杯，自嘲道：“打工人的續命水。”

“同意調解嗎？”我問他。

他睜著無辜的大眼睛望著我：“同意呀。”

“那最少能接受公司給多少？”

“申請書上的錢都是我應得的，為什么不能都要呢？”他尾音輕輕往上翹，用最軟糯的語氣說出了最強硬的話。

我轉頭看向被申請人席上的代理人，她慢條斯理地回應我的關切：“該給的，我們公司都給了。”

那一刻，我喪失了調解的欲望。

其實通過庭前閱卷，案情并不復雜，從雙方證據來看，公司做了兩件事，其一因司機兩次投訴小郝服務態度問題，公司對其罰款1200元，并從當月未發放的工資中直接扣除；其二鑒于小郝兩次遭投訴、考勤偶有遲到早退、且存在帶手機進工作場所的情況，公司先對他進行培訓，后又以他培訓期間消極怠工、不正視也不改正問題為由，將新情況與之前的所有問題“打包”，直接作出了解雇決定。

日常中，公司對員工是否有行使罰款的權利？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有關規定，罰款是一種行政處罰，而行政處罰應由具有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實施，或者由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在法定授權范圍內實施。勞動法律關系中的用人單位，本質上屬于普通民事主體，不是行政執法機關，通常沒有對員工行使罰款的權利。不過，當員工因自身過錯給公司造成經濟損失時，公司可依據《工資支付暫行規定》第十六條規定，要求員工承擔賠償責任，賠償費用可從員工工資中扣除，但每月扣除部分不得超過員工當月工資的20%，且扣除后剩余工資不得低于當地月最低工資標準。此外，若員工違反公司依法制定并公示的規章制度，公司可通過警告、記過、扣減績效獎金、調整崗位等管理措施，而不是直接對員工作出大額罰款。回歸本案，公司對小郝罰款的行為，顯然超出了企業合法管理的范疇。

至于公司是否存在違法解除勞動合同？就需要公司提供充分的證據來證明其解除行為的合法性，這對很多用工管理“粗放”的小微企業來說，確實是道難過的坎。但對被申請人這類中大型企業而言，不過是基本的要求。

面對態度如此強硬的雙方當事人，我決意用足夠的庭審時間，引導雙方正視自己問題、認清各自風險點，方便庭后調解。

庭審調查時，我問小郝：“被投訴兩次掛斷電話，是不是自己服務態度有問題？”

“我的天，我服務態度還差？都是司機的問題！一個司機，我解答后陪聊半個多小時，他還想聊，可我不想當情感垃圾桶，就放了音樂，是他自己掛的。另一個司機罵乘客‘傻逼，活該被繞路’，難道要我順著說‘您罵得對’？”

“投訴熱線的關鍵是安撫，不是讓你當法官去審判。還有，給投訴人放音樂，你怎么想的？”公司代理人一臉不可思議地質問道。

“公司規定掛一次電話扣600元，又怎么想的？”小郝氣哄哄地說，“我月薪3500元，一天上班九小時，要接70多個投訴電話，如果一個月被投訴六次，我上班還得倒貼錢。”

公司代理人低下頭，一言不發，這已然達到我旁敲公司一方的目的。

接下來，輪到小郝了。

小郝很實誠，坦言工作任務重、休息不足，確實偶爾遲到早退，也帶過一次手機進工作場所。但他不認可培訓期間消極怠工，對公司讓他連續一周重復抄寫一整個文件夾規章制度很介意：“那是體罰，不是培訓。”

庭上，我追問小郝讓“偶爾”落實到數字，讓消極怠工、不改正問題具體到細節。

這場庭審開到六點半才結束，兩個小時的極限拉扯換來了雙方的調解意愿。公司表示愿意退還1200元罰款，而小郝則提出，還需支付經濟補償3500元，賠償金變成經濟補償是他最大讓步。

既然差距能從8200元壓縮到3500元，就有繼續縮小的可能。我深吸一口氣，領著小郝走出仲裁庭。

腳剛邁過仲裁庭的門檻，小郝就急忙關切道：“仲裁員，你可得提醒你朋友，千萬別去那種地方干活，根本不把人當人看，人就是機器，就是黑奴。”

話音剛落，他像是想起什么，若有所思地補了句：“也是，像你這階層的人，朋友應該也是體制內的，用不著去干那苦事。”

聽到這話的瞬間，我心頭一顫。不知從何時起，職業不再是社會分工的不同，而成了階層的標簽，生動鮮活的個人被粗暴地分為了三六九等。

“體制內的人，朋友不一定都是體制內的。我身邊朋友職業就五花八門，如果非說有什么共性的話，就是為人善良。”我望著他的眼睛，語氣平靜卻透著一股認真，“其中還有好些打零工的朋友，他們的工作沒法養活他們，全靠打零工來養那份工作。”

“還有這種事？靠打零工養自己的工作？”小郝一臉詫異，顯然沒聽過這樣的情況。

“當然有。就說我有個寫小說的朋友，稿子賣不出去的時候，跑滴滴、送外賣、刷盤子是常事。所以，謝謝你的提醒，我肯定會轉達到的。”我稍頓了頓，笑著接道，“不過話說回來，每種工作都有旁人看不見的辛苦，就像每個人心里都有我們看不到的難處。比如你們這案子，爭議不大，為什么達不成一致意見，就是你體諒不了公司的難處，公司也看不到你的難處。”

他看向我的手表：“仲裁員，幾點了？”

我抬腕瞥了眼：“六點四十二分。”

“你本來是五點半下班的對不對？”他帶著明顯的局促。

“對，五點半下班。”我應著。

“實在抱歉，耽誤你下班了。”他連忙說，“我同意1200元調解！你應該早點告訴我，我最討厭加班了。”

案子就這么……調解了。

簽完調解書，目送小郝瀟灑離去的背影，我卻開心不起來。

凡人都是用勞動換生活，同樣辛苦勞作，不過是分工有別，所需的技能、付出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創造的意義并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可現實里，這些差異被人心深處的偏見，不約而同又理所當然地劃出了一道鴻溝。

只是，面對這樣扎根人心的偏見，阻隔人與人之間的鴻溝。若某天有人向我投訴，我該如何回應、如何化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