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做了身體檢查，醫生說我的身體狀況可以再懷第二個寶寶。但我還在猶豫。”王芳說。王芳的兒子現正在北京市海淀區一所不錯的小學上二年級。

　　“最讓我糾結的是有可能趕上生育高峰，將來老二會趕上‘入園難’、‘入學難’，而且現在上個好學校都那么難，將來可能會更難。”王芳說。

　　王芳的擔心不無道理。

　　“根據經驗，計劃生育在城市的管理一直比較嚴，因此，政策的放開可能會在城市出現比較大的反彈。同時，城市又是人口密度最高、教育資源相對比較緊張的地區。所以，政府要早做預測。”近日，在普惠性民辦幼兒園教育政策研究課題結題會上，來自西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院的鄭名老師這樣說。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意味著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藍圖已經打開，而對于普通人來說，計劃生育政策的變化無疑是離自己的生活最近的，政策指出，我國還將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現在這個政策已經不僅僅停留在紙面上了，在2013年還剩下兩三天的時候，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關于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決議，同意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同時，京屬媒體也紛紛報道，北京將從2014年3月1日起，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第二個子女的政策。

　　經過了30年，面對“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政策的第一次松動，人們在釋放內心愿望時明顯有著某種克制，究其原因，不少人懷揣著這樣一個疑問：政策放開了，我們的社會準備好了嗎？幼兒園準備好了嗎？我家的經濟能力能支付雙倍的教育費用嗎？

　　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了參加普惠性民辦幼兒園教育政策研究課題結題會的20多位主管幼教的基層官員和幼教專家，試圖解答這一問題。

　　政府的規劃要有彈性

　　人們的這種疑慮是有緣由的。

　　2007年，16.1萬“金豬寶寶”的出生猝不及防地把北京帶入了一個生育高峰。之后的2008年17萬“奧運寶寶”應聲落地，之后幾年的新生兒數量逐年增長，直到2012年“龍寶寶”的數量更是達到了22萬。

　　這個生育高峰不僅出現在北京，我國人口專家指出，從2008年開始我國出現的第四個人口生育高峰期，將會持續十幾年。

　　雖然專家預測了生育高峰的到來，但是整個社會卻似乎沒有為高峰做好準備。

　　如此激增的人口數量再加上外來人口，讓北京市的幼兒園一下子不堪重負。

　　據統計：“金豬寶寶”之后的3年里，北京大概出生了46萬新生兒，而2010年全市各類登記在冊的幼兒園總數為1266所，只能接受22.6萬適齡兒童。僅學位上的缺口就有一半，同時，幼兒園專任教師的缺口也是巨大的。

　　在這種情況下，入園難的程度可想而知，有些家長甚至說：“入托難，難于上大學。”在北京無論是公立園還是私立園招生季都大大提前了，有的甚至提前到了前一年的冬天。

　　為此，國務院于2010年11月出臺了《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即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各地以縣為單位，編制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確定發展目標，規劃建設項目，安排專門資金，盡快啟動實施，以盡快緩解“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

　　政策頒布，難題確實進入了破解的階段，不過人們還是在問：這個三年計劃提前一些是不是更好？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曾撰文指出，“入園難”似乎在一夜之間成為全國老百姓關注的頭等教育大事，而事實上，如果略微關注學前適齡兒童數的變化，政府部門及時根據這一變化，對幼兒園的建設早做打算，這一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樣缺口嚴重。

　　“政府的規劃還要有彈性、要合理，不僅要考慮可能會出現的高峰，還要考慮到高峰過后的回落，”鄭名說，“因為教育不能浪費。”

　　不可否認，“單獨二孩”實施后，幼兒教育在中國教育序列中將首當其沖迎來大考。其承載能力和普惠程度再次面臨嚴峻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