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下旬，有媒體報道稱，最高人民法院回復長年呼吁廢除嫖宿幼女罪的人大代表稱“完全贊成”。

　　2014年1月2日，四川邛崍兩名男子因嫖宿幼女，被當地檢察院以強奸罪提起公訴。

　　邛崍檢方此舉引起廣泛爭議，但它其實是在執行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出臺的《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關于嚴格限制適用嫖宿幼女罪的規定。

　　近年來的司法實踐中，嫖宿幼女罪的“使用率”也是極低的。

　　在司法實踐中，少用、慎用嫖宿幼女罪正成為趨勢。中青輿情監測室對網絡輿論的抽樣分析也顯示，有約四成網民認為，單純廢除這個罪名“意義不大”，加大對性侵幼女犯罪的懲戒力度更加迫切。

　　嫖宿幼女被訴強奸受矚目

　　據《成都商報》等媒體報道，今年40出頭的楊某慶、楊某忠曾在嫖宿過程中，與一名13歲的初中女生發生性關系。1月2日，四川省邛崍市人民檢察院正式對兩人提起公訴，罪名是強奸罪。據媒體報道稱，此前對嫖宿幼女行為還沒有以強奸罪起訴的案例。因是“全國首例”，此案點燃了公眾討論的熱情。

　　嫖宿幼女行為被訴強奸罪為何備受矚目？

　　中國青年報記者梳理發現，從貴州習水公職人員嫖宿10名未成年少女，到浙江永康官員大規模“嫖宿學生處女”，近年頻發的官員性侵幼女案件，使嫖宿幼女罪長期處在輿論的風口浪尖。在不少公眾看來，正是1997年，被從《刑法》強奸罪里單拎出來的嫖宿幼女罪，為上述“奸淫幼女者”提供了“法律后門”。

　　因為，按照現行《刑法》規定，奸淫幼女作為強奸罪的法定從重情節，按照強奸罪定罪量刑，最高刑可至死刑；而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只是5～15年的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將嫖宿與強奸區別對待，是在縱容犯罪。”全國人大代表孫曉梅一直是廢除嫖宿幼女罪的堅定推動者。中國青年報記者看到，在其2013年3月4日一份題為《關于再提廢除“嫖宿幼女罪”的具體建議》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建議中，她就主張《刑法》取消此罪名，一并按強奸罪論處。

　　孫曉梅的理由是：“強奸罪和嫖宿幼女罪中的幼女，都是犯罪行為的受害者，應當受到同樣的保護、關愛和幫助”，而且，“即便有些幼女性主動導致嫖宿事件發生，也不該歸咎于幼女。社會公共服務不均等是導致幼女參與性交易的重要原因之一。故《刑法》應對遭受性侵害的幼女給予更多救助，嚴懲侵害方。”

　　就是這份提案，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完全贊成”的答復，一度引發網民“點贊潮”。

　　201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在那份題為《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3939號建議的答復》中寫道：“對于您提出廢除‘嫖宿幼女罪’的建議，我們完全贊成。無論從法理上，還是從未成年人保護層面，廢除嫖宿幼女罪都有充分理由。”第3939號建議正是孫曉梅的那份《關于再提廢除“嫖宿幼女罪”的具體建議》。

　　此前，圍繞嫖宿幼女罪的幾輪爭論，最高法乃至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幾次表態，均很含糊。“雖然正式廢除嫖宿幼女罪，需要通過立法形式，但最高法此次明確表態，讓嫖宿幼女罪的存廢議題向提起法律修正案的目標更進了一步。”孫曉梅說。四川邛崍檢方之舉，似乎透出“實質性廢除”嫖宿幼女罪的味道。

　　按強奸罪起訴嫖宿幼女行為于法有據嗎

　　中青輿情監測室抽樣了2000條網民意見顯示，對于邛崍檢方的做法，盡管有近七成網民“點贊”，但也有聲音質疑四川邛崍檢方“不依法辦事”。

　　律師鐘少梅就在其博文中質疑，這起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曾被正式告知其嫖宿對象為13歲的幼女，兩人均表示“我給錢就是”，并且事后履行了給錢的承諾。“這顯而易見是典型的嫖宿幼女行為，應構成嫖宿幼女罪。”

　　鐘少梅認為，雖然檢察官對這類惡性事件深惡痛絕，但嫖宿幼女罪畢竟沒有正式廢除，檢方“脫離現有的法律框架，……自行廢除‘嫖宿幼女罪’罪名的適用，實質上是對立法權的僭越”。

　　邛崍檢方如此起訴，是否有法律依據？

　　邛崍檢方此舉并非“自創”。2013年10月底，最高法已聯合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出臺了《意見》。《意見》嚴格限制了嫖宿幼女罪的適用，規定：“以金錢財物等方式引誘幼女與自己發生性關系的，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幼女被他人強迫賣淫而仍與其發生性關系的，均以強奸罪論處。”

　　邛崍檢方此舉，正是依照這一司法解釋。有評論分析認為，被害人離家出走后，因想買新衣服被哄騙賣淫，同時兩名男子在明知其還不滿14周歲的情況下，仍與其發生了性關系，符合強奸罪的犯罪構成。

　　立廢都是為了嚴懲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正式廢除嫖宿幼女罪有待全國人大的后續行動，但迄今全國人大法工委對孫曉梅提案的回復，則顯得相對謹慎。

　　在全國人大法工委立法規劃室于2013年5月給孫曉梅的回復中，中國青年報記者看到，單純廢除嫖宿幼女罪被該機構看來，“可能并不利于問題的解決”。

　　該回復指出，組織、強迫幼女賣淫，嫖宿幼女等以幼女為性侵害對象的犯罪行為，應當予以嚴懲。1991年時，嫖宿幼女行為按照強奸罪的規定處罰，“但實踐中實際判處的案件比較少”，“效果很不理想”，因此1997年修改《刑法》時，專門增設了嫖宿幼女罪，“并比照奸淫幼女的刑罰規定了較為嚴厲的法定刑。”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高銘暄全程見證了這一罪名的“誕生”過程。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1997年設立嫖宿幼女罪的初衷，不是與強奸罪相對應的，而是與一般“不認為是犯罪”的嫖娼活動相對應的。

　　“當年《刑法》修訂時，社會上確實出現了幼女較早熟、嫖客不知情的性交易現象。既然它客觀存在，就不得不考慮，不宜再籠統地概之。”高銘暄說，“如果嫖宿已滿14歲的少女，不構成犯罪；但如果對象是不滿14歲的幼女，不管你知不知情，都要判5年以上，這本身已是一種重罰。加之考慮到嫖宿幼女一般發生在地下非法性交易場所，并且不使用暴力、脅迫、麻醉、引誘等手段，因此當時認為定性為‘嫖宿幼女’，比‘強奸罪’更確切一些。”

　　但十余年來，嫖宿幼女罪卻成為遭公眾非議最多的罪名之一。

　　記者看到，全國人大法工委給孫曉梅的回復，將當前嫖宿幼女罪的突出問題概括為兩點：

　　“一是與所謂‘處罰過輕’相比，更主要的是大量案件未能進入司法程序”，“二是一些明顯屬于強奸性質的案件，被作為嫖宿幼女罪處理，確有‘降格’之嫌……屬于適用法律錯誤”。回復認為，當此類案件的行為人明顯使用了強迫、威脅手段，或者引誘、欺騙在校學生等未成年人發生有償性關系的，應屬于奸淫幼女的犯罪行為。按照嫖宿幼女處理屬于適用法律錯誤，“引起群眾非議的主要是這類案件”。

　　存廢之爭背后的社會問題

　　盡管嫖宿幼女罪飽受爭議，但最高法給孫曉梅的回復中也透露，嫖宿幼女罪在實踐中的“使用率”極低：“2010年全國收案37件，2011年全國收案30件，2012年全國收案41件，平均每個省一年只有一個案件。”

　　四部門《意見》出臺后，嫖宿幼女罪的適用受到了更加嚴格的限制，但這沒能減少輿論要求廢除嫖宿幼女罪的呼聲。

　　嫖宿幼女罪是否有“原罪”？一些媒體提供了另一種思考維度。比如鳳凰新聞就曾于2013年底提出：頻繁爆發的性侵幼女案讓公眾將矛頭指向了嫖宿幼女罪，但“惡行”并非因嫖宿幼女罪而出，應不會因廢除而止。更應思考的是，即使廢除嫖宿幼女罪，保護幼女仍有許多未盡的工作。

　　網民中反思的聲音也在增長。中青輿情監測室的抽樣分析顯示，有39.5%的網民認為單純廢除這個罪名“意義不大”，如何加大對性侵幼女案的懲戒力度更加迫切，即使這個罪名不廢除，也不妨礙加大打擊性侵幼童犯罪的力度。

　　“現在強奸幼女案的刑期也在10年以下，最高法給孫曉梅的回復很好，個人覺得法條還要同步修改，將‘強奸幼女’單獨作為加重情形，提升到10年以上去更合理。”騰訊微博網民“MicrappleCheng”的建議，吐露了不少網民的心聲。

　　法律界人士的建議，則更加多元。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阮齊林認為，如果暫時不能廢除嫖宿幼女罪，不妨將嫖宿幼女罪和強奸罪“打通”，選擇兩者中刑罰重的適用。“現在嫖宿幼女罪的‘頂格刑’太短，對‘一嫖再嫖’或情節惡劣的人，缺少束縛。”他說，“建議適用嫖宿幼女罪刑罰重的，就定嫖宿幼女；如果達到3～5次以上或者有極端情況的，則定強奸罪，相應刑罰更重。”因為“兩種罪本來就是相通的，不是排斥的”。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志祥還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目前《刑法》還忽視了對幼男的保護。他建議，設立統一的性侵犯兒童罪。“在目前的司法格局下，猥褻兒童的行為在解釋上是既包括性交行為，也包括性交以外的性侵犯行為。對男童實施性交行為，不能定強奸罪，更不可能定嫖宿幼女罪，目前只能定猥褻兒童罪，這就說明實際上按照現有立法，猥褻兒童罪本身它就包括猥褻行為，也包括了性交行為，由此造成猥褻概念的混亂。”王志祥說。

　　此外，“設立性侵犯兒童罪，可以彰顯兒童確實是沒有性權利的，其作出的性承諾無效，這樣就可以體現對兒童的特殊保護。”王志祥表示。

　　此外，對近年頻發的官員、教師等人群性侵兒童案，孫曉梅在建議中提出，不要忽視其發生的社會背景：“我在近幾年走訪調研中發現，被‘嫖宿’的幼女中，很多都是來自農村的留守兒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這些孩子在童年時就沒有享受到父母的溫暖。”她寫道，“尤其是不少省市在鄉村實行撤并校政策，取消‘一師一校’，這導致孩子在沒有監護人保護的情況下獨自住校。一些不健康的性觀念也很容易在這些孩子中傳播、蔓延。”

　　孫曉梅建議，討論嫖宿幼女罪存廢，不要光爭論法律問題，更要關注背后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