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小的教室里，吉覺阿呷幫低年級學生削鉛筆。 記者 張文攝

吉覺阿呷的家。 記者 張文攝

　　“打工跟在家不一樣嗎？都是做事”

　　門外的大風不時地裹挾著黃沙呼嘯而過，吉覺阿呷（化名）仔細地將上衣最上面的紐扣扣好，然后便背著背簍出了門。

　　回到村里已近一周，跟出去打工前相比，仿佛什么事都沒發生過一樣。“在家哪一天不是這個樣子，喂豬、洗衣服、生火做飯、背起背簍去找柴。”吉覺阿呷自顧自抱怨著，突然問記者：“在外頭打工跟在家哪里不一樣？都是做事。”

　　十幾天前，因被懷疑是童工，吉覺阿呷和72名彝族同伴被大巴車從深圳送回涼山。

　　吉覺阿呷今年14歲，在家里的4個孩子中排行第二，常年在外打工的父親在去年6月便去了廣東，一起出去的還有16歲的姐姐。

　　吉覺阿呷告訴記者，她是去年11月后才出去的，但沒想到剛在深圳工作幾天，1月2日就被送回了村里。她有些想不明白為什么會被送回來，“過了新年我就出去掙錢了，反正有媽媽看著兩個弟弟。想不到這么快被送回來。”

　　有村民告訴記者，彝族新年是在每年陽歷的11月中下旬，新年結束后輟學在家的孩子就會陸續出去打工掙錢。小學沒畢業就輟學的吉覺阿呷算是打工的孩子里比較“有經驗”的，她告訴記者，深圳的很多工廠她都待過，“繞線、裝箱、打包，我都會！老板說我能干呢！”她的語調中透著幾分自豪。

　　吉覺阿呷的母親馬卡阿莎介紹，“老板”指的是帶孩子們出去打工的工頭，據說是鄰鄉的，名字叫克巴。“每當克巴來找工人，娃們都很樂意跟他走。”馬卡阿莎說，村里好幾個孩子每年都跟克巴外出打工。

　　為什么不念書？馬卡阿莎的回答很簡單：“念書費錢，女娃兒認幾個漢字能說點漢話就行了。”

　　她跟記者算了一筆賬：國家免了學費，但每學期起碼一兩百元的雜費，到村小走山路起碼要一個半小時，如果念寄宿制的中心校，即使住宿免費，每個月也需要一百元左右的生活費。“4個一起念書，家里確實供不起，不如讓兩個女娃給家里幫幫忙。”馬卡阿莎說。

　　“過節和來客時才吃點臘肉”

　　傍晚時分，吉覺阿呷背著一筐干柴回來了。“冬天冷，要燒火塘烤火，還要煮飯煮豬食，我在家每天都去多找一些。”她一邊說著一邊吃力地把背簍從身上卸下放到墻角。記者走過去一掂量，這筐柴少說有20來斤。

　　“阿呷最勤快，等到2月初種土豆，她也能幫忙開犁。”馬卡阿莎告訴記者，這里的村民基本都種土豆，“8月收獲時，100斤一筐，每畝能收30多筐，只可惜賣不起價。”馬卡阿莎說，這里路不好，汽車開不進，只能等附近鄉鎮趕集時用馬馱幾筐去賣，但卻連8毛錢一斤都賣不動，算上種蕎麥、養豬，每年只能有萬把塊收入。

　　對于家里的生計，吉覺阿呷也很苦惱：“我打工的地方，土豆兩塊多一斤！我們卻只能等土豆粉廠用六七角的價格收，收不走的就只有自己吃，去年收的土豆現在還剩一大堆。”她說，“地里刨不出錢，只能出去打工，現在哪家是單靠種地掙錢的？”

　　不知不覺到了晚飯時間，馬卡阿莎留記者吃飯。主菜毫無例外是燉土豆，沒有佐料，淡然無味。也許是因為記者的到來，馬卡阿莎竟端出了一盤臘豬肉和圓根酸菜。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跟記者說，“平時家里來客少，過彝族新年的時候殺了一口豬，腌成臘肉后只是逢年過節和家里來客時才吃。”

　　“不要嫌土豆不好吃，種出來也不容易！等到2月開種的時候，土硬得牛都拉不動，而且要我們四五個人一起種才行。”吉覺阿呷卷起袖子，手臂上露出一道清晰的傷痕：“你看，這就是上次耕地時不小心被犁劃傷的。”

　　“有帶上百名童工的，一個月拿七八萬”

　　盡管在將童工們從深圳接回后，涼山州當地政府已經為他們的入學提供了必要的便利，但吉覺阿呷仍然不愿去上學。“我聽不懂老師講課，去學校有什么用！”她說。

　　經記者好說歹說，第二天一早，吉覺阿呷答應跟記者搭村民的摩托去村小看看。村小老師吉子阿牛告訴記者，學校的兩間瓦房，容納了全校40多名學生，一二三年級一間，四五年級一間。“常有輟過學的回來讀書，但很難跟上進度，甚至有十三四歲的來讀三年級。”吉子阿牛說，學生們普遍缺乏漢語聽說能力，數學課時他經常要用漢語講一遍，再用彝語講一遍。

　　“很多學生從小就跟著父母外出務工，雖然小孩子沒人敢用，但他們在打工的地方也入不了學，成了野孩子。”聊起輟學問題，吉子阿牛嘆了口氣。他告訴記者，去新疆摘棉花、去廣東等發達省市等都是涼山外出務工人員熱衷的去向，很多孩子跟著父母出去后，在打工地不能入學，耽誤了學業，年齡稍大后學業更跟不上，外出打工似乎成了最佳的選擇。

　　“由于文化水平不足，甚至漢語都不流利，完全不能融入外面的社會，他們出去只能做一般勞動力，掙得很少，所以有的人后來又想回涼山念書。”吉子阿牛說，在涼山甚至有20多歲的六年級學生。

　　而受益于輟學打工的龐大人群，一種新興職業產生了：一些在外打工多年、對勞務市場“行情”較熟悉的打工者通過組織同鄉輟學學生外出打工，從中抽取費用而牟利，這些人即為“工頭”。

　　記者輾轉聯系上的一位“工頭”透露，廣東一家工廠給童工的工資為11元/小時，加班時為12元/小時，但由于工資由他代領，他發給童工的工資一律為8元/小時，按童工每天10小時的工作時間，“工頭”每天可從每名童工身上抽取至少30元。

　　“我知道有帶過上百名的，一個月可以拿七八萬。”這位“工頭”坦言，他最多一次帶過50多人，其中大部分在16歲以下，勞動監察部門一般都查不出來，“跟工廠或者中介公司一起造一些假的身份證號就行，廣東這邊這么多廠，很容易就混過去。”

　　另外，這位“工頭”也承認，他雖然一開始都許諾帶著孩子們“掙大錢”，而且童工們每月也確實拿到大概2000元左右工資，但他們卻很少有人能存下什么積蓄，“都是群孩子，走出大山后好奇心重，拿了工資后請客吃飯、買這買那的，能存多少？碰到黑工頭直接吃他們的錢，那更慘。”

　　盡管如此，吉覺阿呷還是希望能出去打工。記者給她照相時，她敏捷地躲開了。“你拍我是要上電視的嗎？不要讓我上電視，不然出去打工他們就不要我了。”吉覺阿呷懇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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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山正入戶核實童工情況下學期將安排入學

從深圳童工案中解救回鄉的孩子，已回到涼山10多天，他們情況怎么樣？今日，記者從涼山州委宣傳部獲悉：當地政府成立了由勞動、宣傳等部門組成的綜合工作組，專門負責后續處置工作。

目前，工作組正在入戶核實。據初步掌握的情況看，73個孩子中，16歲以下的有12個。但更進一步的情況，工作組宣傳負責人表示“無法回答”。

隨后，記者又致電涼山州教育局了解到，由于臨近期末，被送回來的孩子暫無法入學。下學期，各縣教育局將根據他們年齡段安排入學。

記者手記:破除困擾涼山“童工”的貧困怪圈

這里雖名為“涼山”，卻一直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熱土。

1956年涼山彝族自治州通過民主改革，實現了從奴隸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一步跨千年”的飛躍；2011年，涼山州經濟總量突破千億，居全省31個地市州的第七位，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54.4%；州內市縣西昌、會理先后躋身中國西部最具投資潛力百強縣市之列。

然而，作為我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截至2013年8月，涼山州還有貧困人口108萬，超過全州總人口的23%。近年的“彝家新寨”等扶貧工作使涼山州數以十萬計的彝族同胞擺脫了貧困，但復雜的地形和自然、歷史條件，仍然在制約著涼山州經濟社會的發展。

記者曾數度深入涼山采訪，在這個彝族人口近半數的地區，處處能感受到淳樸的民風和好客的熱情。但同時，吸毒、輟學等問題的存在，加劇了州內部分地區的貧困程度。

貧困—輟學當童工—回鄉—貧困—再當童工，這個怪圈困擾著涼山州，極大地阻撓著這里的發展。貧困問題不是短期能解決的，提高涼山的總體人口素質才是關鍵。曾經有在涼山支教的志愿者告訴記者，只有讓涼山的兒童走出大山，了解外面的世界，他們才可能從困擾父輩們的貧困怪圈中走出。而要破除輟學兒童一心只想外出打工的現象，則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所幸的是，涼山的兒童從不缺乏關注，官方和民間的援助力量一直在為涼山的義務教育普及而努力。據涼山州官方數據，早在2012年底，該州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已達到98%以上，彝語和漢語的“雙語”教學也在大力普及。

因此，記者更希望，此次“童工”事件僅僅是一小段插曲，但愿這段插曲會引起更多的部門和個人關注涼山的教育問題，讓這一屢見報端的頑癥得到徹底解決，讓涼山孩童的未來不再冰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