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徐和謙）日前，一紙由教育部公布的辦公廳公布的通知，將拉高義務教育“就近入學”比例的目標，推進了全國城市地區家長、學生和教育工作者們的視野。

這份由教育部辦公廳下發、在4月2日向社會公布的《關于做好2015年城市義務教育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要求，在2015年，各個學生“就近入學”壓力較大的重點大城市（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副省級省會城市）下轄的所有縣（市、區），都要實現“劃片就近入學”。

其中，對于小學部分要100%實現“劃片就近入學”。原則上，每一所小學的全部生源，都要由就近入學的原則確定。至于這些城市的初中，則要有90%以上實現“劃片入學”；而每所“劃片入學”的初中，其90%以上的生源，都要由就近入學的原則確定。

《通知》還要求，各個城市在教育資源配置不均、學生和家長們“擇校沖動強烈”的城區，要推廣熱點小學、熱點初中“多校劃片”的作法，合理確定片區范圍，使劃片之后各個熱點小學、初中在各片區的分布情況要大致均等。

這也意味著，在同一片區里，既要有熱點小學、熱點初中，也要有普通的小學和初中可供招生。并藉此緩解過去在某些片區內，只有一所熱點初中或熱點小學；從使該區的“學區房”房價高企，或家長為把孩子送進該熱點初中或小學，而刻意在片區內購房的不正常現象。

此外，《通知》還明確，在各個片區內，熱點小學、初中的招生名額，占該片區招生總名額的比例要大致相當。亦即不能出現獨厚某些片區、邊緣化某些片區的現象，以保證“就近入學”的方針，能夠被學生和家長接受。

《通知》還要求，各個城市在進行片區調整、或是進行“多校劃片”的操作時，要邀請各相關方面的代表參與，運用社會監督力量提高義務教育招生工作的公信力。并且要全面推進信息公開，將劃片情況、學校信息、招生辦法、招生過程、招生結果以有效方式向社會公布。

與擴大“就近入學”相配套，《通知》也指出，要“抓住重點地區，著力聚焦主城區擇校問題”。而具體的工作原則，則是“抓住熱點學校，著力控制幷逐步縮減名校、熱點學校的擇校生比例”。

各地調整優質教育資源分配模式

事實上，隨著輿論對“以權擇校”“以錢擇校”問題的反感逐漸為決策者關注，提高“就近入學”比例，已非首度被納入教育部義務教育招生工作的重點。

在2014年，教育部便曾下發《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做好小學升入初中免試就近入學工作的實施意見》和《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好重點大城市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工作的通知》兩項文件，試圖以“就近入學”原則，作為優化義務教育資源配置，增強學生受教權益公平性的抓手。

為使“就近入學”原則得以順利落地，降低家長和學生的擇校沖動，促使各城市內義務教育資源分布的情況更平衡，在去年由教育部發布的前述兩個文件中，還提出了多項配套方案，包括試行“學區化辦學”、推進“學校聯盟或集團化辦學模式”、逐步減少特長招生、實行校長教師交流輪崗、“將不低于50%的優質高中招生名額合理分配到區域內初中”等具體工作指向。

在教育部的督促下，各個具代表性的大城市紛紛出招。例如在北京，在去年一年間，通過組建由優勢學校牽頭，將師資、課程、教案、場地等教學資源，整合共享給一般學校的教育集團(或聯盟、協作區、集群等)，目前已有約200所初中及小學被納入了資源共享的平臺內。根據北京市教委公布的數據，2014年北京市的小學就近入學比例達到93.7%，初中就近入學比例則為76.82%。

此外，北京市還針對城區內的20所熱點小學、31所熱點初中進行重點監控，繪制“熱力圖”。在北京市取消了特定機關與學校“共建”等入學渠道后，2014年和2013年相比，被重點監控的20所熱點小學中，學生采取“非就近入學”等其他方式入學的比例，已由36.78%下降至6.44%；而在城內六區的各初中，學生采其他方式入學的比例，則由10.24%下降為2.36%；其中，被重點監控的31所熱點初中，這一比例則從20.82%下降為7.4%，改革成效頗為明顯。

北京市教委還表示，2015年北京全市的特長生招生比例，將在2014年的基礎上不予擴大。此外，今年北京市還將會建立統一的“義務教育入學服務平臺”，將適齡兒童少年的入學信息進行統一登記，并與公安戶籍系統聯網。一旦在審核入學資格時，發現兒童的年齡不足、戶口信息不符等情況，系統就不會受理，以此限制跨區、跨片擇校等情況。

至于在上海，除如北京施行熱點學校牽頭的集團化辦學外，為防止對“學區房”的炒作，上海靜安區還已開始實驗“一個門牌號、一個居住戶，五年內只接收一名學生”進入小學的作法。此一作法，還已被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門鼓勵各區縣加以參照，以遏制有人買房入學后隨即轉手賣房的炒作投機行為。但雖然同一住戶內每年皆有新生入學，對一般家庭而言并不符合常理，“五年內只接收一名學生”的門檻對多數家庭或不構成影響；但如果存在計劃外生育、或開放“單獨二胎”后，夫妻于五年之內連續生育等情況，則此一措施能否對特定家庭予以變通、特案處理，仍待觀察。

而在廣東，廣州市教育局副局長江東則在今年的廣州市兩會上透露，廣州市規劃的每個學區內，都將擁有五到六所水平相當的初中。至于“誰先選，誰后選”，則就要看積分而定。評定積分的指標則包括學生在該學區內居住的時間長短、戶口遷入的先后順序、或房產是屬于孩子父母名下，還是祖父母名下等。

而在深圳，根據深圳市教育局于2015年初發布的《關于義務教育招生工作指導意見》中則提出，要從今年起積極探索“大學區招生制度”。而市內的各區則可依據“相對就近、教育均衡程度相當、學校相對集中、九年一貫對口”等要求，以社區、街道等為片區，設置所謂的“大學區”。家長則可自愿在學區內，為子女報讀兩到三所學校，再按志愿次序和積分高低依次錄取。

至于積分評比的項目，則包括學位申請人家庭的戶籍類型、住房性質、入戶時間、居住年限、繳納社保年限或納稅年限、計劃生育情況等。最后則要作到積分項目及標準公開、積分結果公開、學位安排公開，以增強透明度和公信力。

然而，探索所謂的“大學區”制度和學區的內資源整合，或許可以緩解市域之內不同學區之間的教育資源差距；但依據家庭積分情況來評定報讀學校錄取順序的方針，卻又難免造成同一學區之內，出身于不同處境家庭的不同學生，在入學時遭逢實質機會的不平等。

效率難題

針對教育部訂出將大城市內小學“劃片就近入學”比率拉高到100%的目標，全國人大代表、廣東中山紀念中學校長賀優琳卻擔憂，如果沒有先達到使片區內“每間學校都一樣好”的前提，那么要求100%的就近入學，反而會造成另一種不公。

賀優琳解釋，如果一個地段或片區里，就是沒有足夠好的學校，但“孩子很優秀，家長心里也不服氣”，那么只能無奈地將孩子送去高端的民辦學校。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期間，賀優琳就曾表示，當“每間學校都辦得一樣好”、“每個學校都有好老師”等條件尚不具備時，就讓所有人都必須就近入學，這相當于是一種“懶政”。他在接受《廣州日報》采訪時還說，“如果真的做到了，家長就不會舍近求遠、不惜代價、省吃儉用、勒緊褲帶把孩子送到另外一個好學校去”。

杭州師范大學副教授王強則擔憂，即使實現了所有適齡兒童的“就近入學”，也未必能達到“平等接受義務教育”預期效果。因為，以城市地理空間作為基本劃分邏輯的學區制和“劃片就近入學”方案，很有可能因市內各區的條件不同，而衍生出“學校生源階層單一固化”、“加劇社會階層分化”，不利于社會融合，等不少國家均曾經出現的弊病。

學區治理仍待完善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要落實好“劃片就近入學”的政策，還需要完善學區的治理和學位的公平分配。

熊丙奇建議，應在各個學區內組成由教育部門官員、人大代表、各校領導、教師和家長代表、社會公正人士組成的“學區教育委員會”，使學區制的意義不只是劃片入學的分界線，還能由各個學區自行承擔起監督招生方案實施、確保過程透明公平、監督政府撥款等職能，并推動將學區內各校的資源分配邏輯，從常見的“錦上添花”轉向“雪中送炭”的模式，如此才能使“擇校情結”獲得真正的緩解。

就近入學，是國家寫入《義務教育法》的重要承諾。在《義務教育法》的第十二條明文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保障適齡兒童、少年在戶籍所在地學校就近入學”。

但是從建國以來，除了在“文革”期間，關于設立重點學校的思路遭到批判之外；在其他大多數時期里，在全國、省、市、縣各級興辦層層迭架的重點學校，“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既注意普及 ，又注意提高”，都已成為政府在辦學資源有限、人才需求急迫的背景下，教育部門長期配置資源的一種慣性。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現實中各地義務教育體系的重點和非重點學校之分野，仍實質存在的情況下，要說服大多數學生和家長完全放下擇校沖動、接受“就近入學”的方針，并非一蹴可就。

當局除了須確保在同一學區內，學生入讀不同學校的電腦派位、積分評比或其他分配機制能使人信服外；更關鍵的則是將推動“劃片就近入學”的核心初衷，從“便于政府辦學”轉移到“便于學生就學”的思路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