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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博明的長子黃關熙指著父母的照片敘說往事。 蒙鐘德 攝
他在為事務所辦理移交手續，被國民黨接收要員發現他能說中日兩國語言，而且還會講一口海南話。他立即被扣留。這個與海南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日本人，正是接收部隊最急需的特殊人員，日本軍隊留下的軍車兵器正急需整理翻譯，配合清點的工作便落在他身上。他隨著國軍軍隊沿著海南東海岸一直到三亞的田獨鐵礦，一路上協助中國軍政機構接收日本撤退遺留下來的所有物資。一直忙碌到1946年6月，他才回到海口，此時日本軍隊已經在3、4月份時被美國的軍艦遣送回國，他所供職的明治制糖社也撤離海南，從此，他與改變自己命運的公司相隔千里，杳無音訊幾十年。
個人在歷史面前，該如何承擔？1945年8月戰爭結束后，作為日本人的齋藤博明，面臨著人生的重大選擇。
讓我們來看一看齋藤博明的日記：
“我來到位于海口騎樓老街的明治糖社總部，發現總部同事匆匆忙忙，辦公室也凌亂不堪，原來總部在做撤退前的準備。此時，我百感交集！戰爭的早日結束，是我一直期盼的，但是戰爭結束后，我又該何去何從呢……”
身為一位中國女子的丈夫，齋藤博明在殘酷的戰爭中也受到毒打，他的厭戰情緒時時流露在他的日記中：
“五年間的戰地生活，無數次被日本軍人、軍屬毆打。戰爭結束，又被日本拋棄，如今應該是我放棄日本的時候了。如果回去還是被侮辱和奴役的話，不如我現在就放棄。”
此時的齋藤博明已經是一個兩歲孩子的父親。他如果獨自回到日本，那么，他年輕的中國妻子和幼兒該怎么辦？
經過多次徹夜難眠，他終于作出了人生的重大抉擇：留在中國。他要養育在戰爭中生下的孩子，他要以個人行動為這場侵略戰爭贖罪。
但是，這是一個充滿風險的決定。雖然日軍侵瓊期間，他沒有拿過槍殺過人，但他是鐵橋的設計者，這座橋是日本對海南島資源掠奪的罪證，齋藤博明始終無法擺脫這強烈的罪感。
但決心已定，他準備著要為他的決定付出任何代價。
中日邦交，“戰亡”的齋藤博明祭拜自己
2014年8月，海南日報記者在海南瓊海采訪黃博明長子黃關熙。年過古稀的黃關熙回憶：“戰爭結束后，我父親留在海南。父親當時很辛苦，他給人家打鐵，打鐵賺不了錢他就去修汽車，當時的車很少，也賺不了錢，就到碾米廠給人家打工，當時的工作很辛苦，所以他們養大我很不容易。”
1950年，日本千葉縣政府經過多年尋找，也沒有得到齋藤博明的音訊。家人接受千葉縣政府宣告齋藤博明的死亡，并把他的“遺骨”送到家族墓地，修建墳墓，從此，齋滕博明成了家族“戰死”的“英雄”，年年接受香火的“祭拜”。
就在日本宣告齋滕博明“戰亡”之際，已經改名為黃博明的齋滕在中國海南開始新的人生。而他的后半生與日本明治糖社的重新相逢，為他的人生增添傳奇色彩。
黃博明的孫子黃朝暉說，1973年中日恢復邦交，爺爺患肺結核，在醫院看到日本藥品，制造商為明治制糖株式會社，他就按照地址寫信給公司，與新元久先生取得聯系。
新元久，是黃博明的原來的上司新元八丈雄的兒子。他生于1933年，日本東京大學畢業。此時正在明治果業株式會社工作。
可以說，如果沒有1973年的“中日邦交”，齋滕博明這個名字便永遠不會被記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以及新元八丈雄就永遠隱藏在黃博明的人生字典里，不為外界所知。
2014年6月，海南日報記者赴日本東京采訪新元久先生。年過80的新元久依然步履輕盈，記憶清晰。喜歡彈鋼琴的新元久先生在他的家中為我們彈奏一首《思鄉曲》。歡快的旋律卻掩不住淡淡的憂傷。故鄉、親人，是我們永遠的念想；喜樂、平安，是人類共同的追求。他回憶：“大概是在1973年的時候，中日恢復邦交，那個時候我在明治糖社巧克力研究所研究開發新產品。有一天，我接到總公司的一個電話：新元先生，您認識海南島一個叫黃博明的人嗎？我說不認識。原來是黃博明給他寄了一封信。信里是這樣寫的，中日恢復了邦交，我終于可以給日本寫信了。很久以前我是明治制糖的社員被派到海南島工作，那個時候我的上司是新元八丈雄。如果我能再回日本，我非常希望能拜會他，能幫我找到他的地址嗎？
新元久先生告訴我們：“我的父親當時是海南島蔗糖業開發第一責任人，我想黃博明先生應該是那個時候和我父親一起工作過的人。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就有了很多書信往來，在信里面他告訴我他的日本名字叫齋藤博明，因為各種原因，戰敗后他沒能返回日本，現在在海南島工作。”
新元久與黃博明從未謀面，憑著他是父親當年的員工，他極力幫助“死去”的黃博明回到日本。1979年，黃博明終于回到離別整整40年的故鄉——日本千葉縣。在給自己的墓碑獻花時，黃博明感慨萬千：戰爭給人類造成了多少災難，而自己祭拜自己墓地的人，又何止我一個！
牽掛海南，第二次放棄回日本
這一年，黃博明已是花甲老人，在中國已是退休年齡。新元久和日本的親人勸他恢復日本國籍，在日本老家安度晚年。千葉縣和明治制糖株式會社也提供豐厚的條件，只需他的決定。然而，黃博明已經離不開海南。他已經很熟悉那片他付出太多的土地。那里有他的愛，有他的親生骨肉，盡管物質條件還很差。就像當年決定留在中國一樣，這次他也毫不猶豫地拒絕回到日本，這讓他的親人和朋友不可理解。
這是黃博明第二次放棄回到日本。喜歡貝多芬的黃博明決定握住自己命運的咽喉。他與新元久先生多次談起，他在中國已經找到人生的價值。此時，剛從文革的禁錮中解放出來的中國更需要科學技術人才。1984年，黃博明作為海南農業機械考察團的成員再次來到日本。東京大學嚴格的學術訓練和日占時期自己的實踐經驗，讓他在海南工業界很快脫穎而出。他夜以繼日地工作，他主持建設的工廠仍遍及全島，達到40多家。海南工業龍頭企業海口罐頭廠由黃博明主持設計，那些超前的設計理念為海口罐頭廠（椰樹集團的前身）帶來巨大的收益，成為海南工業界的一面旗幟。黃博明以優異的能力和工作業績，得到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認可，1992年，黃博明獲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他當初選擇留在中國的人生價值似乎得到了報償。
2015年7月，我們來到黃博明生前工作的海南省機械工業總公司，1994年黃博明74歲高齡從公司總工程師的位置退休。在海秀路黃博明的居所，整齊排列的一排排書籍是屋子里最主要的財產。2007年主人謝世后，這些陪伴黃博明一生的書籍被蒙上了些許灰塵。
與晚年黃博明對門而居的原省機械工業總公司黨委書記蔡家萬向我們介紹，1950年海南解放后，黃博明因技術出眾，精通日語、德語，得到了新中國重用。1955年，經過嚴格審核，黃博明進入海南行政公署工業處任工程師，從此，黃博明開始了一生漫長的“贖罪”過程。百廢待興的海南極其需要他這樣的技術人才，他沒有被當做“敵人”，這是他一生中最感踏實和欣慰的日子。東京大學嚴格的學術訓練和后來的實踐經驗，讓他在海南工業界很快脫穎而出，黃博明終于找到施展才干的出口。
“他夜以繼日地工作，盡管后來受到歷次運動的沖擊，飽受生活的磨難，但他依然以超常的能力和敬業精神，得到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認可。他曾說過，他在海南成家，海南成就了他后半生的事業，海南就是他的第二故鄉。”蔡家萬說。
以身贖罪，長眠海南
抗日戰爭歷時之長，涉及之廣，傷亡之慘重，前所未有！從東北到海南島，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踏遍中國，給中國人帶來巨大災難。被卷入戰爭的日本人齋藤博明也在戰爭的漩渦中一度無助、迷茫，甚至曾經被迫助紂為虐。從戰爭中覺醒的齋藤博明用一生為他的民族贖罪，為自己負罪的心靈尋求解脫。
2000年一場大水沖垮南渡江鐵橋，只剩下斷橋殘墩，作為日本軍國主義者掠奪海南島資源的鐵證，曾引來一時關注。時過境遷，已經沒有多少人記得鐵橋的設計者是日本人黃博明，而這個人居然就在島上生活多年！黃博明與吳氏婚后生育四個兒女。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生根、成長、結果。他們的相貌與生活方式跟本地人無異，卻曾因為黃博明的日本人身份而變得不同。直到今天后輩們也無法完全理解黃博明的決定，但他們還是尊重黃博明的選擇：
“晚年的爺爺曾多次回到日本，卻每次都選擇留在海南。最后一次是2007年初，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的爺爺告訴我們，百年之后一定要把自己葬在中國，葬在海南！”黃博明的孫子黃朝暉說。
2007年秋天，黃博明先生在海南去世，享年90歲。家人將他和妻子埋葬在一起。已經高齡的新元久先生每年都到墓前來祭拜他。
2014年9月，新元久先生再次來到海南。他希望與黃博明的后人一起，共同為和平奔走呼吁。十幾年前，黃博明將他的孫子黃朝暉和孫女黃雪丹送到日本學習，新元久以長輩的熱心幫助他們，希望他們多多了解日本，成為中日兩國和平的見證人。
在瓊海黃家墓地，新元久接受海南日報記者采訪時說：我和齋藤先生有這么多書信的往來，書信中飽含了他戰后很多的艱辛和痛苦。齋藤先生戰爭時在最前線，戰后也沒能回國，這是戰爭留給人的傷痛。我希望新元家、齋藤家的友誼能祖輩相傳。我們不希望戰爭的悲劇重演。我們要和平而不是互相為敵。我們要平安幸福的日子。”通過翻譯，我們依然能真切感受到新元久先生對戰爭的痛恨以及對和平的向往。
2015年9月，黃博明的孫子黃朝暉帶著一雙兒女來到爺爺設計的南渡江鐵橋，行走在斷橋上的黃家后人百感交集。那逝去的齋藤博明被卷入一場戰爭，而新生的黃博明卻以自己一生的行動救贖自己的靈魂，以求得到永久的安寧。八年抗戰，八年離亂，離亂的何止是被害者的人生？大自然的偉力沖垮了鐵橋，卻沖不掉人們對戰爭恐怖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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