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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婚一年，妻子遭家庭暴力致死。這是這兩天最受關注的新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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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語言可以表達我的憤怒。“如果妻子家里有個硬氣的人，這男的未必敢施暴”，我同意同事的說法。然而，如果把丈夫不施暴的希望寄托在“娘家有個硬氣人”身上，也就意味著那些沒有兄弟、父母年邁的妻子，還會步她的后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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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可靠保護她們的，只有法律。然而，在這一案件中，法律失靈了。妻子多次被毆打，甚至被劫持到外地一個多月，本人及家人八次報警，答復竟然都是“沒有辦法”，“現在還是夫妻，不好管”。莫非在警察看來，一紙結婚證，等于賦予了丈夫合法施暴權?這樣的執法觀念意味著，只要還沒離婚，只要不把人打死，你就盡可以接著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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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悲劇發生了，司法機關介入了。此時，法律對丈夫行為如何評價、他將受到怎樣的懲罰，關系到死去的妻子能否得到公正，也關系到她之后還將有多少“后來人”——如果本案結果可以給有家庭暴力傾向的人足夠警示，我們就可以期望未來家庭暴力能少一些。然而，六年半有期徒刑的判決，很可能讓期望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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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長六年半牢獄(可能被減刑、假釋)，能和一個活生生生命逝去畫等號嗎?這樣的判決，能讓近乎瘋狂的施暴者懸崖勒馬嗎?我大有疑問。當然，如果六年半刑期是依法的結果，盡管內心也會覺得“便宜了這小子”，但我尊重這樣的判決。然而，從目前媒體披露的案情看，本案以虐待罪結案，恐有放縱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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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虐待家庭成員，情節惡劣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通說給虐待罪下的定義是:“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經常以打罵、捆綁、凍餓、限制自由、凌辱人格、不給治病或者強迫過度勞動等方法，從肉體上和精神上進行摧殘迫害，情節惡劣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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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害家庭成員身體，這是虐待罪的客觀表現之一。這讓虐待罪和故意傷害罪有了一定相似性。二者區別在于，前者表現為一種長期的、連續的折磨和摧殘，而后者往往是一次行為。虐待罪加重情節“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也與故意傷害罪的加重情節類似，但兩者引起死亡或重傷的原因卻大不相同:虐待罪致人重傷或死亡，是長期打罵、摧殘導致的結果，而故意傷害造成的嚴重結果，則是一次行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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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造成嚴重后果，兩個罪名最高法定刑卻相差甚多:虐待罪七年有期徒刑，故意傷害罪死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差別，原因在于，就虐待罪而言，盡管行為人虐待被害人出于故意，但被害人重傷、死亡，卻往往只是長期虐待的客觀后果，而并非他的主觀追求;故意傷害罪則不同，它表現為行為人對于造成被害人傷害結果的追求或放任。主觀惡性不同，決定了法定刑的巨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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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點需要特別強調:第一，虐待罪針對的是家庭成員，但并非針對家庭成員的傷害，都只能定虐待罪;第二，虐待罪行為具有長期性和連續性特點，但并非具有這種特點的行為只能定虐待罪。如果傷害后果是某一次行為“單獨”造成的，盡管之前行為具有連續性，但此時構成虐待罪和故意傷害罪的想象競合，應以法定刑較重的故意傷害罪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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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媒體報道，丈夫之前多次對妻子施暴。從警方“沒有辦法”來看，傷害應該不大(輕傷即可以故意傷害罪追究刑事責任)。之前多次毆打行為，構成虐待罪無疑，但考慮到司法現實，如果沒有最后一次毆打，能否追究他并不確定。然而，這“最后一次毆打”，讓行為性質徹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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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看11月24日《新京報》對“最后一次”的描述:2009年8月5日，王某最后一次毆打妻子，他描述稱“用拳頭打她，用腳踢她，從臥室門口，一直踢到床上，哪都打、哪都踢，直到她倒在床上為止，也不知道踢了她多少腳”。此后董某于8月11日逃出，8月14日住院治療，兩個月后去世。尸檢認定其死亡原因為“被他人打傷后繼發感染，致多臟器功能衰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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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要了妻子命的，不是之前多次毆打，只是因為“最后一次”。如果丈夫的行為還不是故意傷害，還只能以虐待罪追究，那也就意味著:存在夫妻關系的雙方，其中一方無論對對方造成多重的傷害，最多也只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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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一讀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有關故意傷害罪的規定，讓我們思考，這名已經死去的可憐妻子，應該得到怎樣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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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