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0日晚，西安大學城學府大道上，26歲的張萌下班途中被一輛小轎車撞倒。駕車男子藥家鑫承認肇事后準備逃逸，后發現被撞者在記他的車號，他便對受害人連刺八刀。（11月28日《揚子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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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不愿相信今天會出現這樣滴血的人性之惡。張萌倒地之時，只是左腿骨折、后腦磕傷。這樣的傷情，絕對有時間進行搶救。但此時，藥家鑫將人性中僅存的一絲同情、憐憫、關愛拋之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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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對藥家鑫人性泯滅的咒罵聲以及對現行《道路交通法》等制度缺陷的質疑聲中，我們更應覺醒，誘使人變成魔鬼的是制度缺陷，還是社會極端私利化、敬畏生命意識的荒涼化？其實，從法律的約束力角度，司機的這種選擇，是他們“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趨利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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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道制度難題我們無法繞行而過。在全社會一致聲討一起接一起的“撞傷不如撞死”的惡性案件中，我們更需思考：緣何不斷出現這種扭曲的現象，如何從法律層面去破解它，已是迫在眉睫。良心與道德靠不住，唯有從制度上尋求解決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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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朋友曾發生過一起交通事故案，受害者被撞成植物人，累積賠償額達350萬元，遠超交強險和商業險60多萬元的總和，這對他們一家可謂是毀滅性打擊。反過來，若交通事故死亡，肇事方只需賠40萬～50萬，不但少去了護理費和醫療費，還免去了最近輿論頻頻提及的精神賠償之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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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相比較，臭名昭著的“撞傷不如撞死”就自然應運而生，所以常有人故意倒車碾軋受傷者致死，甚至喪心病狂地持刀捅死受傷人。誠然，法律的修訂與執行需要高額的社會成本，甚至還牽涉到社會相關利益的重新布局與平衡，但我們今天若不付出這種成本，明天就將會為此而支付更加高昂的社會成本。到那時，又一個藥家鑫在月黑風高的夜晚，還會下車提刀刺向原本可以從鬼門關拽回來的無辜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