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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警方抓獲涉嫌賣淫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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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1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長劉紹武在公安部工作會議上表示，公安部將對娛樂場所實行常態化暗訪偵查，同時，查黃過程中將重視教育、挽救工作。劉紹武稱：“以前叫賣淫女，現在可以叫失足婦女。特殊人群也需要尊重。”

　　細觀這次會議內容，涉黃偵查工作中的各種權利保護問題得到重點強調，這很值得肯定。尤其是“賣淫女”到“失足婦女”這一稱謂的變化，具備著象征性的進步。

　　“賣淫女”之所以成為習慣性的稱謂，不過是因為道德貶抑、道德訓誡的心理蓋過了單純的法律訴求。長期以來，在涉黃案件中，執法抑或媒體的報道，除了宣示法律的嚴肅性之外，還習慣性地賦予了自己道德審判的任務——正是因為法律、道德如此不加區別地對待，讓這類帶有侵權色彩的行為、用語屢次出現，甚至被人們潛意識里認為是“正常”的。

　　當然，誰也無權隨意改變我們說話的方式。但是，至少在執法活動中，執法通報應該改換一下用語。官方措辭要盡量確保準確性和權威性；其次，它是在描述一個法律事件，而非去刻畫一種道德生活。法律案件對應的措辭應當盡量中性化。

　　稱謂的變化，絕不僅僅是文字游戲。話語的邊界，有時能折射出法律與道德的邊界。前段時間，有專家討論修改《婚姻法》以解決“小三”問題，好像一種新的身份、新的稱謂能對婚姻財產分割構成新的挑戰。法律所對應的事實本來沒有變化，但隨著新的道德視角出現，法律好像也要隨之做出調整。這實際上也是法律、道德不分的表現。讓法律的歸法律，道德的歸道德，首先就應當以一套法治時

　　代的、中性的話語體系取代陳舊的、道德意味過于濃烈的原有話語體系。

　　這些年來，一些官方表述、公共輿論，都開始注重語言指稱的準確性——“新市民”取代“農民工”，“精神障礙”取代“精神病”，包括如今“失足婦女”取代“賣淫女”，皆是如此。其實，為“賣淫女”正名的話語努力早已有之，譬如，此前就有不少學者、媒體和官方話語體系，開始納入“性工作者”“性從業者”等新稱謂進行替代嘗試。

　　日常語言皆有自己的道德色彩，但符合法律的用語往往只適宜采用更加中性的稱謂。所以，對于執法者而言，以這些更加中性的詞去取代各種道德意味濃烈的日常用語，應是一項底線性的本職工作。所以，這次改名里也蘊含著法治時代的一些基本權利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