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驚人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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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11月26日，上海黃浦江畔，新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不約而同的到場祝賀者中，有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劉鴻儒、中國建行行長周道炯，以及央行副行長周正慶。后來三人都被朱镕基親點，先后擔任中國證監會主席。繼任者周小川和尚福林，同樣具有前三任主席的相似經歷，都擔任過央行的重要領導職務。

　　2010年，是中國證券市場崎嶇坎坷、堅強果敢成長中的第20個年頭。

　　20年，中國股票賬戶和基金開戶數雙雙超過1億大關，有千萬個家庭和機構參與股票市場，證券市場的一舉一動牽動著13億人的脈搏和心跳。

　　20年，滬深股市由最初的13家上市公司，而今已突破2000家，資本市場融資規模不斷創出新高，A股市場年融資額已經超過8000億元人民幣。上海證券交易所是全球9個市值總量逾萬億美元的交易所中，唯一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交易所。

　　20年，資本市場的一切，緊緊地和中國證監會這個專職機構聯系在一起。劉鴻儒、周道炯、周正慶、周小川、尚福林，他們并非和其他的部長們有著顯著不同，而是因為他們執掌令無數企業和股民矚目的證監會，是資本市場讓他們成為萬眾矚目的人物。

　　循著五位掌門人各自所秉持的發展理念和經歷的重要事件，足以勾勒出20年中國資本市場跌宕起伏的發展軌跡，似乎讓我們又回到了那個驚心動魄、令人糾結的難忘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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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鴻儒：資本市場的奠基人

　　作為前蘇聯頂尖級貨幣銀行專家阿特拉斯教授的得意弟子，劉鴻儒于1959年獲得副博士學位后回國。當時，國家金融人才奇缺，擁有貨幣銀行學研究方向和留學背景的博士更是鳳毛麟角。

　　出色的專業背景、膽魄和學識，讓他成為中國資本市場的主要奠基人。

　　在出任證監會主席之前，他兩次在關鍵時刻出手，影響了中央決策，拯救了中國股市。

　　1990年，“搞股票市場就是搞私有化”、“取消深圳、上海股票市場試點”的論調甚囂塵上。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的劉鴻儒，大膽向國家最高領導人諫言：股票市場的試點不能取消，可以暫不擴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對外發出的就是一種后退的信號，對改革形象影響很大。由此使得股票市場的試點保留下來。

　　1992年6月，他不失時機地借助小平南巡為股市發展問題一錘定音的東風，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關于我國試行股份制的幾個問題》的文章，鮮明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可以充分利用股份制的觀點。

　　而直接把他推向中國資本市場最前沿陣地的，卻是1992年在全國掀起的股票狂熱和深圳爆發的“8·10”股票認購舞弊案件。這起股票認購舞弊案，導致滬深股市暴跌，短短三個月，深圳股價指數從310點猛跌到164點，上證指數從964點暴跌至386點。

　　“8·10”事件促使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迅速成立。當年10月，朱镕基親點劉鴻儒擔任證監會首任主席。

　　由此，劉鴻儒開始了作為中國資本市場奠基人的一系列創舉。

　　建立監管模式成為他的開山之作。他帶隊多次去境外考察訪問學習，精心反復比較美國、英國和我國香港地區等三種市場監管模式的異同，最終參照運用香港模式，建立了四層監管體系。

　　利用股票市場吸引外資，大膽進行證券產品創新，推出H股、N股，成為劉鴻儒開山鼻祖的重大貢獻。早在1990年，劉鴻儒受命開始研究利用國內股票市場吸引外資的辦法。在1991年推出B股以后，緊接著，他與當時的香港聯交所主席李業廣牽頭組成內地國有企業改組到香港上市的聯合工作小組。1993年6月19日，中國證監會、上海證交所、深圳證交所與香港證監會、香港聯交所簽訂了五方監管合作備忘錄，內地企業境外上市的大門由此打開。

　　1993年6月29日，青島啤酒成為中國內地首家H股的上市公司。

　　1993年，上海石化成為內地第一家股票同時在香港、紐約、上海三地上市的企業。

　　1994年8月，山東華能發電股份有限公司以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為第一上市地掛牌上市，從而拉開了中國企業進入全球最大資本市場的序幕。

　　“有股市就有風險，想徹底鏟除是不可能的，股票市場發展就是一個風險不斷出現不斷治理的過程。要完善股票市場的風險管理，一定要立法，嚴格執法。”劉鴻儒認識十分清醒。

　　為此，在一年多時間里，他主持制定了《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證券交易所管理辦法》和23個配套法規，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付諸實施。

　　世事難料。1995年2月，“327國債期貨事件”爆發，3月30日，劉鴻儒去職。他在一個重大事件后上任，又在另一個重大事件后卸任，既是巧合，也是命運安排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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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道炯：矢志不渝的規范者

　　1995年3月31日，一位擁有30年財政生涯的老兵，被任命為中國證監會第二任主席，同時擔任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和中國建設銀行監事會主席。他就是周道炯。

　　也許是已經有了擔任大型銀行監事會主席的經驗，也許是長期從事金融領導工作養成的習性，強化規范運行成為他始終如一的理念。

　　在當時“摸著石頭過河”的情況下，真要實施起來談何容易？

　　上任伊始，他就不得不面對一個重大考驗：處理當年2月23日發生在上海的 “327” 國債期貨重大違規事件。

　　為把“327”國債期貨事件造成的嚴重后果和惡劣影響降到最低，周道炯親自主持“327”國債期貨的后續場外協議平倉工作，使該事件得到妥善解決。1995年5月18日，暫停全國范圍內國債期貨交易試點，開市僅兩年零六個月的國債期貨無奈地畫上了句號。中國內地第一個金融期貨品種宣告夭折。

　　同年9月20日，中國證監會、國家監察部等部門公布了對“327事件”的調查結果和處理決定，“這次事件是一起在國債期貨市場發展過快、交易所監管不嚴和風險控制滯后的情況下，由上海萬國證券公司、遼寧國發（集團）公司引起的國債期貨風波”。萬國證券總裁管金生被以瀆職、挪用公款等罪名判刑17年。萬國證券、申銀證券公司合并。

　　此次事件的影響，無異于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中雷曼兄弟倒閉由此引發的資本市場動蕩。

　　以此為契機，在1996年，周道炯親自主持并連續下發了《關于規范上市公司行為若干問題的通知》、《關于堅決制止股票發行中透支行為的通知》等“十二道金牌”，堅決果斷地處理了 “長虹”事件、“華天”事件、瓊民源事件，期貨市場的紅小豆、玉米事件等90多起違法違規案件。周道炯“滅火隊長”的稱謂由此而生。

　　為在規范中求得更快發展，扭轉證券市場上市公司規模普遍偏小、效益差的局面，他向中央提出了證券市場“九五”時期到2010年發展建議：建立統一市場法規體系，爭取盡早出臺《證券法》；建立統一的市場管理體系和市場運行體系；建議國有股與法人股逐步上市；建立合理的投資結構，培育發展投資基金；建立證券市場融資機制；逐步降低市場稅費水平，完善稅費制度等內容。

　　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聽取意見并支持證監會依此推進實際工作。為此，周道炯果斷改革發行方式，將以往向各省下達發行額度，改為向各省下達上市家數，一大批大型國有企業實現上市。

　　他的以規范求發展理念取得良好成效。股指在他的任內，漲幅超過了100%。業內普遍認為，五任主席中，他的任期內是賺錢效應最好的時期。

　　1997年7月，時年64歲的周道炯卸任，交棒周正慶。離任時，他深有感觸地說，證監會的經歷是他人生中最驚心動魄的一段經歷，但自己實現了“安全著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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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正慶：善用政策的調控家

　　1997年7月12日，時任國務院證券委員會主任的周正慶又兼任了中國證監會主席。細心的股民不難發現，在周正慶執掌的證監會期間，政策介入股市調控的密度和力度更加空前。親自主持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堅持唱多，甚至給股市帶來持續兩年的上漲。

　　周正慶堅持認為，政府通過政策和輿論來間接引導資本市場，這樣的“政策市”是國際慣例。以善意的思維釋懷，股市必須得到呵護。甚至他利用出訪機會，與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探討對證券市場進行宏觀調節和干預的必要性問題。

　　他赴任履新之際，正遇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首當其沖的就是資本市場。況且，當時國內非法發行證券和交易活動猖獗，證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證金，期貨市場突發事件頻出，這都成為這位資深金融專家下決心讓政策介入調控股市的充足理由。

　　從1998年開始，他嫻熟地運用政策杠桿組織實施了一系列關鍵戰役：

　　清理整頓場外非法股票交易市場、證券機構、期貨市場、證券交易中心、證券投資基金等，尤其是關閉了牽扯到340萬股民、520家企業的41個非法股票交易場所，有效抑制住市場潛在風險的擴大。

　　運用政策手段營造牛市行情，是他最被爭議卻也是最為成功的得意之作。1999年初，他主導醞釀了一份《關于進一步推進和規范證券市場發展若干政策的請示》的報告，包括改革股票發行體制、保險資金入市、逐步解決證券公司合法融資渠道、允許部分具備條件的證券公司發行融資債券、擴大證券投資基金試點規模等六條政策建議。5月，國務院正式批準這份文件，這就是被稱之為政策調控股市的“國六條”，由此引發了著名“5·19” 井噴行情。

　　短短一個半月，股指上漲70%。同年6月14日，證監會官員發表講話指出股市上升是恢復性的；6月15日，社論調控股市的一幕再次上演，《人民日報》再次發表《堅定信心，規范發展》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特別強調：“這不是反彈的結束，而只是恢復性行情，是長期上升行情的良好開端”，“股市的指數正常，平均市盈率正常，走勢正常，熱點正常”。

　　6月25日，股市創出歷史新高達到1564點。6月30日，上證指數上攻至1756點。9月9日，證監會又發布“國有企業、國有資產控股企業、上市公司等3類企業獲準進入二級市場”的重大利好政策。股市在政策的極力呵護下一路高歌猛進。

　　一年之中250多項法律法規頒布實施。1999年7月1日，歷經風雨的《證券法》正式施行，初步形成了證券市場法律法規體系。

　　2000年2月23日，周正慶離任。

　　退下來后，他為證券市場鼓與呼的風頭更勁。他是所有卸任證監會主席中對中國證券市場發表言論最為直接和觸及問題要害最頻繁的一位。

　　2008年，他依然對政策干預和調控股市的堅定信念不改：“據我的經驗，沒有市場底，只有政策底，政策到位了，下跌的指數就到底了。只要我們組織好調動資金，有足夠的資金果斷入市，使廣大投資者看到政府的決心，才能真正解決信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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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川：崇尚監管的市場派

　　2000年2月24日，作為“中國整體改革理論”主要貢獻的經濟學家、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周小川出任中國證監會主席。

　　作為市場派的典型代表，他將市場化改革嵌入證券市場的監管之中。上任伊始的監管定位，就是證監會應該當好裁判員，不偏向、不下場。

　　嚴加監管，打擊黑幕也成為周小川整肅證券市場的主要功績。

　　2000年，成思危對基金言辭激烈的批評、王國剛對基金四大根本性問題給予的否定、許小年的“千點論”、“推倒重來論”，已經醞釀著一場風暴的來臨。

　　而10月8日《財經》雜志發表的封面文章《基金黑幕——關于基金行為的研究報告解析》，對國內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22家證券投資基金大量違規、違法操作的事實揭露，將基金黑幕問題推向了頂峰。吳敬璉針對“基金黑幕”發出的“股市賭場論”，終于引發了一場論戰。

　　周小川，正以此為契機，開始施展他一系列強化監管的組合拳。

　　2001年3月，剛剛離任香港證監會副主席兼營運總裁的史美倫，被力邀加盟中國證監會擔任專司監管工作的副主席職務。隨后，股市黑幕相繼曝光，億安科技案、中科創業案、博時基金案以及銀廣夏、通海高科、麥科特、藍田股份、東方電子等一大批違法違規的上市公司被立案查處。

　　2001年2月15日，周小川在中國發展論壇上強調，歡迎新聞媒體對資本市場進行監督，并表示監管部門對于調查屬實、確有證據的違規行為，一定會依法予以處理。加強市場監管是證券監管部門的長期工作。“我們希望上市公司的股價能夠反映公司的質量，因此要堅決反對內幕交易和操縱市場。”

　　2001年3月17日，公司上市的核準制正式啟動，而行政色彩濃厚的審批制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2001年2月20日，《虧損上市公司暫停上市和終止上市實施辦法》出臺，規定連續3年虧損的公司，如果不能在限期內實現盈利，將依法終止上市。“PT水仙”成為新政后第一家退市的上市公司。

　　自2002年開始，要求申請再籌資的A股公司，其最近一期的財務報告應分別經國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審閱。

　　2002年11月8日，中國證監會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制定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正式對外發布，并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周小川任內所發生的“賭場論”和“推倒重來論”被廣泛認為是導致后來中國股市持續5年大跌的罪魁禍首。而實施4個月的國有股減持政策的失敗更加劇了股市的暴跌速度。

　　2001年至2005年，中國經濟每年以平均10%的速度增長，但中國股市卻整整經歷了5年熊市，滬指從最高點2245點下跌至998點，暴跌56%，股市蒸發市值近2.3萬億元，投資者被悉數深度套牢，中國股票市場處于崩盤邊緣。

　　周小川上任之時，上證綜指為1634點，正值大牛市的持續，2001年6月14日創下2245點的當時新高。而他離任的2002年12月，上證綜指已下跌至1300多點。

　　盡管爭議重重甚至屢遭批評，但不可否認的是，周小川確實改變了中國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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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福林：股權分置的終結者

　　2002年12月27日，中國證監會又迎來了一位銀行行長出身的當家人，他就是中國農業銀行行長尚福林。他也成為擔任這一職位時間最長的掌門人。

　　上任伊始的尚福林，面對的是股市繼續在漫漫熊市中下滑。至2005年6月，股指終于跌破千點，幾乎所有指責的矛頭都對準了證監會。但也正是從這個被認為“推倒重來”的點位，中國滬深股市展開了一輪令人目瞪口呆又屢屢遭遇打壓的牛市行情，最高漲幅超過500%。

　　這波行情恰恰與股權分置改革密切交織在一起。

　　而啟動并成功完成這一重大改革的尚福林，卻是在股市持續暴跌所引發的一片譴責質疑聲中，以“開弓沒有回頭箭”的決心，邁出了前無古人的改革步伐。

　　作為金融專家，他深刻認識到，股權分置作為重大基礎制度的缺失，長期以來扭曲了證券市場的定價機制，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礎，影響證券市場預期的穩定，制約中國資本市場國際化進程和發展的創新，要實現資本市場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徹底解決這一制度瓶頸。而國有股減持的失敗直接導致了中國股市的連續5年暴跌。這也迫使自己主導的股權分置改革完全變成了背水一戰，毫無退路可言。

　　為保證股權分置改革走向成功，股改制定了兩個操作原則：一是實行試點先行，協調推進，分步實施；二是統一組織，分散決策。

　　2004年2月2日，國務院發布“國九條”，2005年4月29日，中國證監會發布了《關于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宣布啟動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5月31日，證監會聯合國資委發布了《關于做好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兩部委用行動來表決心。

　　2005年5月15日，尚福林明確表示：“股權分置改革不僅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件大事，也是黨中央、國務院的重大決策，開弓沒有回頭箭，必須搞好。”

　　同年6月，證監會發布《上市公司回購社會公眾股份管理辦法（試行）》，相繼出臺鼓勵基金投資、向券商注資再貸款、暫減紅利稅、暫免支付對價產生的印花稅和所得稅、允許控股股東增持、推出權證等七項利好政策。并先后推出兩批共計46家企業進行試點。

　　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成為中國證券市場第一個通過股權分置改革實行全流通的上市公司。當日上證指數暴漲超過8%。

　　2005年8月，五部委聯合發布《關于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的指導意見》。9月，《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正式出臺。

　　截至2006年年底，滬深兩市共有1269家公司完成了股改或進入股改程序，市值占比97%。隨之滬深股市開始了一輪波瀾壯闊的大牛市。

　　2005年6月6日上證指數由最低點998.23點上漲到2007年10月16日的6124.04點，最大漲幅為513.6%。這也成為中國證券市場有史以來的最高點位。

　　遺憾的是，伴隨全球金融危機的不斷加深，2007年年底開始，股市一路狂瀉。滬指用短暫的一年時間，急挫至4459.11點，暴跌幅度高達72.81%，成為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全球資本市場中損失最為慘重的市場。就是當前的股票指數，雖然比他上任時漲幅超過100%，但是，市場參與者大多虧損累累。

　　是指數錯了還是結構依然問題多多？一切還沒有準確的答案，投資者依然在堅守中追尋。

　　作為股權分置的終結者，尚福林主刀完成的這一重大改革，意味著經過20年的建設，中國A股市場真正邁入了全流通時代。這也成為尚福林任職以來的最大功績。而他主持推出的中小板、創業板和股指期貨，使中國資本市場的羽翼更加豐滿，在全球也更加顯得舉足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