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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3日，備受關注的藥家鑫涉嫌故意殺人案在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審。五個月前的一天晚上，西安音樂學院大三學生藥家鑫駕車將女服務員張妙撞倒，下車察看后對張妙連刺數刀致其死亡，并逃離現場。這宗由交通肇事轉化的殺人案，引發了群情激憤并延續至今。自此案開庭以來，網上一片“喊殺”之聲。

　　這種情緒也波及了藥家鑫的辯護律師。在網易的留言板上，最受追捧的前五條留言，有三條直接指向律師，隨之附送的都是“訟棍”、“沒人性”、“禽獸不如”等字眼。在控辯審三角結構中，控辯雙方本應“平等武裝”才能維系司法天平的均衡，但律師天生弱勢，其民間身份在我們這個“官本位”的社會中備受冷落，傳統的恥訟觀念強化了律師在訴訟中的邊緣地位。一碰上律師為“壞人”張目，自然罵聲四起。

　　這種對律師的貶損當然不是我們所要追求的法治生態。西方有法諺將法庭比作情場，在法庭上所有的手段都被視為公平的。作為被告人的代理律師，自然要處處維護委托人的利益，即便是為無惡不作的殺人犯辯護，也是司法必需，是公正的基石。如果我們認同殺人犯也需要審判，也理應進一步認同殺人犯也需要律師。

　　原則上，公交司機不能拒載乘客，辯護律師也不能拒絕被告。律師在法庭上為“壞人”說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告人在法庭上沒有律師為他說話。律師并不是正義的化身，更不代表公正，在我看來，律師充其量只是為正義提供原材料的“供應商”，而法官才是正義的“制造商”——法官需要對律師提供的材料進行篩選、判斷，并最終以裁判的形式宣告正義的實現。在本質上，辯護權和控訴權都具有“建議”屬性——建議法官如何裁判，而提出建議并不意味著必然被采納。若站在辯護權的基石上，來觀察藥家鑫案中的律師表現，也就不那么令人激憤了。

　　網友最為反感的，是辯護律師建議法庭對藥家鑫從寬處理，其理由主要有三：一是藥家鑫屬激情殺人；二是藥家鑫是在校大學生，過往無污點；三是藥家鑫有自首情節。上述種種，不過是律師一家之言。且不說藥家鑫的行為很難歸屬到“激情殺人”之列，就算是“激情殺人”，也不是法定的“從寬”情節。依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可以從寬或一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殺人案有：被害人一方有明顯過錯或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的，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故意殺人犯罪等。藥家鑫肇事后以“農村人難纏”為由，對傷者動了殺機，這種源于內心的犯意，并不在司法的寬宥之列。

　　而將藥家鑫描繪成“根正苗紅”或“品行兼優”，并無太大意義，刻意強調被告人的“在校大學生”身份，無非是強化了被告人“知法犯法”的特征，這些均非法定的從寬情節。對自首犯，確實可以從寬，但法律給出的“從寬”前提是“可以”——亦即交由法官根據案情自由裁量。

　　對于一個未決案，我們無需過分擔憂律師的辯護意見會否成為最終的裁判結果，相信法官會基于事實和法律，慎重考慮辯護意見的可采性。網友之所以又激憤又焦慮，或許并不在藥家鑫案本身，而是因受“李剛門”等事件的影響，對司法不公有了刻板印象。也唯有通過實現個案的公正，才能逐漸校正這種令人憂慮的社會情緒。（王琳 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