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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才發展報告》顯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七成知識分子面臨過勞死威脅。5年間，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有135位教授死亡，平均年齡只有53.3歲。

　　目前的《勞動法》、《工傷保險條例》、《職業病防治法》僅對加班薪酬進行了規范，而對超負荷勞動引起的“過勞死”卻未作明確規定。法律對勞動者的保護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還未上升到生命安全高度。專門研究勞動法的專家、華東政法學院經濟教研室主任董保華副教授說：中國在立法上沒有“過勞死”一說。

　　就算是超負荷勞動是“過勞”的罪魁禍首，卻不用承擔任何法律責任，不用為這種“制度殺人”承擔任何法律風險。這種“過勞無責”加劇了過勞文化的肆無忌憚，也讓人們對過勞行為形成了可怕的“審視疲勞”。

　　而看看國際上的做法：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已經將過勞死命名為慢性疲勞綜合征，并擬定了相應的診斷標準；日本也從1994年開始對過勞死給予了法律干預。這些年，我們在經濟上不斷發展，不僅需要經濟總量靠攏世界標準，文化管理、法律制度以及勞動者的生命安全保障，也應該積極靠攏，提升到世界性高度。

　　對于過勞現象，僅僅批評和評論是不夠的，更希望立法部門和相關職能部門能將“過勞死”法律的制定提升到立法日程上去。這方面，廣東已經做出了表率。在廣東省職業病防治工作法律問題研討會上，專家就建議將“過勞死”納入法定職業病范圍，并對其法律救助途徑進行規范。

　　只要生命安全意識提升到了重要高度，切實落實“體面勞動”，做到這一點也不難。因為體面勞動的一個重要范疇，就是精神關懷、心理關懷，而不僅僅是經濟關懷。

　　領導人不止一次強調，我們現在追求的是“幸福”。在過勞死面前，足以反襯這個詞的價值。法律在這樣的價值面前，不應該失聲。（雷泓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