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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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尋求和解必須道歉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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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為什么現在直接向日本公司提出集體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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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健：中國勞工在日本的索賠案有14件，涉及三菱材料公司的5件。這些案件的訴訟都經歷非常艱苦的過程，但結果并不好，日本法院均判決原告敗訴。但訴訟的過程也有很大的收獲。最初，日本公司根本不回應是否存在強擄中國勞工的事實。之后，日本法院認定了強擄中國勞工做苦役的事實，但以“請求權已放棄”為由，駁回了中國勞工的索賠等要求。部分日本法院在審理后提出“勸告”，希望日本有關方面在可接受的范圍內給予解決。這成為我們向日本企業交涉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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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訴訟的途徑走不通了，你們要尋找新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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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健：是的。但跟日本公司的交涉此前也有，這是第一次集體向日本公司提出“解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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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犀川治（中國勞工案日本律師團律師）：在訴訟過程中，以及在訴訟結束后，都和三菱材料公司有過溝通和交涉，大約10次。被強擄到三菱材料公司勞作的中國勞工有多個工作地點，如果受害者分別與其交涉，三菱材料公司不同意。因此，我們決定統一解決要求，與其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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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現在有多少勞工同意這一解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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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健：以中國勞工聯合會為核心，目前有300多名勞工同意，還有陸續在聯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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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犀川治：山東的部分受害者也贊同，已經和他們簽署了備忘錄。以“解決要求”為旗幟，只要是贊同要求的勞工，都應該團結起來。這次是第一次把統一的解決要求遞給三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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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提出索賠3.5億余元的依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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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健：人均2萬美元左右。此前有國外勞工賠償的先例，我們大體參照這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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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在這之前，中國勞工和日方已經達成了兩次和解，即“花崗和解”、“西松和解”。這次，你們尋求的是否也是一種和解？與前兩次和解有什么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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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健：跟那兩次和解相比，我們的要求有4個明顯的區別。第一，不能以“中國人請求權已放棄”為前提；第二，不能有救濟的色彩，必須是賠償；第三，必須謝罪；第四，不能對受害者提附加體檢。三菱材料公司會怎樣回應，我們目前還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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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對此次解決的前景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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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坂口禎彥（中國勞工案日本律師團律師）：不是非常樂觀，需要長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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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健：除了跟公司提出集體解決方案的途徑外，我們還在做多種途徑的努力，比如在其他地方起訴，還有其他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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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其他途徑能說得具體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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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健：等做了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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