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既然“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不可回避，那么我們該如何采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劉偉：需求不足、成本提高、創新力不夠，這三方面原因不同程度在我國存在，甚至有的還比較突出，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這些不利的因素，重中之重就是創新。在經濟體制方面，制度創新的核心就是加快市場化競爭，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競爭秩序，在這個過程當中，民營經濟的發展極為重要，因為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發展是市場經濟競爭主體培育的重要方面。

　　鄭秉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對癥下藥”。譬如，對于“轉型陷阱”，我們應當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主線，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重中之重，盡快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扭轉投資和消費的失衡關系，克服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協調城鄉區域發展，繼續夯實農業基礎，著力化解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對于“城市化陷阱”，我們既要防止拉美式的“過度城市化”，控制大型城市人口過度膨脹，又要糾正目前中國的“淺度城市化”，為農民工提供均一和平等的公共服務，讓他們真正“市民化”；積極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保持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協調發展，等等。應當看到，盡管面對前所未有的、可以預見或難以預見的、中國特有的各種風險挑戰和陷阱誘因，但是，“中等偏上收入”發展階段無疑是中國仍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對此，我們要抓住機遇，并未雨綢繆做好各種準備來應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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