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佳節倍堵車，錢到買房方恨少。”“大城市人山人海，小城鎮人煙渺渺。”“農民工，到底姓‘農’，還是姓‘工’？”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50%城鎮化”這個新名詞引發代表委員和社會輿論關注。溫家寶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稱，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超過50%，這是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歷史性變化。面對“堵城”“空城”“城漂”等城鎮化新癥候，代表委員紛紛出招。

　　“堵城”如何突圍？

　　“春節從重慶回貴州，被人為堵了四個小時，有什么新辦法能改改。”“樓越蓋越高，車越開越慢，依我看城市交通信號燈要好好調一下。”兩會期間，貴州省、河南省的全國人大代表紛紛收到網友的論壇留言。

　　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總工會常務副主席桑金科回應網民說，城鎮化率突破50%，更需要科學的規劃，建設一批讓老百姓既有發展空間、又生活舒適的城市，治堵和防堵是提升城市幸福感必不可少的環節。

　　全國人大代表、廣汽集團總經理曾慶洪認為，城鎮化加速帶來的交通擁堵難題，與現階段全國汽車保有量和迅速遞進的增量有著密切關聯。“十二五”期間中國汽車產業面臨“堵城”等挑戰，如何做好“控制產量、優化存量，實現戰略性的結構調整”這篇大文章，是破解城鎮化難題的一把鑰匙。

　　“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人口是城鎮化的紅利，也是壓力。”全國政協常委周漢民分析，2011年，中國城鎮化進入“50%”的歷史新階段，全球總人口也跨過了70億的大關，更趨人性化的城鎮化，需要城鎮內部、城際之間更詳盡的中長期規劃，交通規劃是必備的基礎，這也是“十二五”期間提出頂層設計理念的一個關鍵所在。他說，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上海、北京等特大型城市均以達到或臨界2000萬常住人口，承載負荷已瀕臨上限，治理“堵城”必需考慮更合理地引導和布局人口流動。

　　“空城”能否不空？

　　“大城留不住，小城不愿去。”這是近年來各地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業時在“留城”與“返鄉”問題上的一大糾結，同時也顯現在“北上廣”等大城市及省會城市以外，衛星城、中小型城鎮的吸引力仍不足。

　　“不是修幾棟高樓就叫城鎮化，不是把農民叫進城來就叫城鎮化。”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黔西南州州委書記陳鳴明回應說，過去幾年興起的“造城風”，在一些地方已出現了“空城”現象，城鎮化和工業化、農業產業化緊密聯系，資源配置不恰當，就容易形成“空城”。

　　陳鳴明代表說，緩解和避免“空城”現象，不能單單從戶籍上考慮，當地首先必須要有產業的支撐，提供充分的就業崗位。其次，要解決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包括住房、就醫、求學等。只有這樣才能讓新城人口“留得下、穩得住”，實現“有體面、有尊嚴”的城鎮化。

　　曾從事跨國城鎮化經典案例比較研究的周漢民委員分析，根據國際標準，安居樂業，需要提供“七通一平”的硬件設施，包括水、電、煤氣、排污、道路、通信等基本需求，更要有就業、醫療、教育等“軟指標”，在此基礎上，滿足人的精神需求更為重要，注重新城人口的文化需求，滿足流動人口的文化權利，也是“空城不空”的解決之道。

　　讓“城漂”有個家

　　城鎮化加速，客觀上促進了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型”，目前全國約2.6億農民工中，大部分依然是背井離鄉的“城漂”，他們在城里何時才能有個安穩的家？這也成為我國進入“50%城鎮化”后的一大懸念。

　　溫家寶總理今年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讓農民無論進城還是留鄉，都能安居樂業、幸福生活。對此，三位農民工代表胡小燕、朱雪芹、康厚明在與網民溝通履職心得時不約而同聚焦“城漂”如何安身立命的話題。

　　胡小燕代表說：“現在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都愿意扎根在城市，政府部門應當用更加開放、包容的心態來看待他們，本地市民對他們也應尊重，只有這樣才能更快地讓他們融入這個城市。”她舉例說，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正在試點將達到一定條件的外來務工人員納入保障房體系，這是從公共服務的機制上保障農民工在公正待遇下“融城”的一種好嘗試。

　　康厚明代表認為，除了進城務工者，農村的留守兒童和婦女、空巢老人等，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有權利過上幸福生活。“我個人認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工作，應重點放在社會保障待遇的同步上。”

　　“隨著農民工二代的年齡增長，以前他們對公平的教育資源尤為期待，現在則遭遇‘婚戀饑渴’。”朱雪芹代表告訴記者，農民工的“融城”經過了一個發展過程，從最初的就業需求、生存需求，正在向醫療保障、子女就學、戀愛婚姻等復雜的社會問題“轉移”。在從農民向工人轉變的過程中，總要面臨這樣那樣的困難，除了戶口問題，還有社會保障的問題，精神關懷的問題，要用發展的思路去看待，制定富有前瞻性的政策。

　　全國人大代表，人力資源專家嚴誠忠教授說，在大城市各類資源飽和的情況下，農村人口“就地城鎮化”的可行性研究應納入政府部門的考量范圍，不僅要有人性化的措施，更要考慮維護人的尊嚴。

?

相關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