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網3月14日消息??“白衣天使”玩起“躲貓貓”、患者帶著錄音器看病……近年來，原本在同一戰壕與疾病斗爭的醫患雙方有些走向對立，醫療糾紛頻繁發生，“醫鬧”動輒大鬧醫院，成為社會管理一大難題。衛生部部長陳竺不久前提出，要創造條件普遍建立第三方調解、建立醫療責任保險等處理醫患關系的新機制。那么，“第三方”調解能否平息“醫鬧”？

　　醫患關系背后“三重門”：誰來說“公道話”

　　２０１１年９月下旬，上海一位高齡產婦在醫院自然分娩，嬰兒處于窒息狀態，因救治無效死亡。此后，產婦家屬與院方持續交涉２０多天無法達成一致。“第三方”調解介入后，經調解員專業、科學、公正地分析，最終認定雙方都有一定的責任，根據過錯大小，以院方賠償２０萬元達成協議。

　　從２０多天的持續僵持，到半天時間達成和解。“第三方”調解是怎么做到的？調解員一邊耐心傾聽產婦訴說喪子之痛，拉近距離，一邊分別向醫患雙方指出不足，提出建議，必要時拿出專家咨詢委員會的評估，讓醫患雙方心服口服地接受調解結論。

　　一直以來，全國各地類似的醫療糾紛通常是這樣的結果：患方與醫院持續交涉，信息靈通的職業“醫鬧”介入，短時間內將糾紛升級，打砸、圍堵醫療機構，甚至毆打醫務人員……去年９月，北京同仁醫院一名患者連砍醫生１７刀，釀成悲劇。人們扼腕痛惜之時，也深入反思醫療糾紛頻發的原因。

　　記者對海南近百起經“第三方”成功調解的醫療糾紛發現，有些確屬院方負主要責任。比如，院方對病人病情估計不足，延誤治療，醫院管理制度不嚴，醫務人員工作責任心不強、服務不到位等。一些醫務人員甚至因兩個患者同音同名發錯藥物，造成嚴重后果。

　　患者對醫學期望值過高則是醫療糾紛頻發的第二重原因。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接待辦主任馬志剛表示，醫學是探索性科學，有諸多不確定因素，許多患者對醫學知識不了解，對醫生期望值過高，大多不允許或者不接受治療失敗。這導致一些醫生為避免風險，怕接或不接有難度的手術。

　　此外，部分優質醫院負擔過重、醫生欠缺溝通能力也是醫療糾紛頻發的原因之一。上海市醫調辦數據顯示，２０１１年，上海門急診量近兩億人次，手術量近８０萬。“病人的數量有時遠遠超過醫院的承受力，醫生在超負荷的情況下工作，有時不能選擇最佳工作方案。”馬志剛說。

　　“無論是院方過錯還是患者誤解，醫療糾紛一旦發生，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個雙方都認可的機構站出來主持公道。”海南省衛生廳政策法規處副處長陳建洪坦承。

　　傳統衛生部門的行政調解往往被打上“官醫一家”的烙印；醫患雙方缺乏信任，相互協商則更難達成一致；走法律途徑，醫院拖得起，患者拖不起，建立一種行之有效的“第三方”糾紛調解辦法是當務之急。

　　由對抗轉為理解、協商：“第三方”調解構筑“減壓閥”

　　記者調查了解到，我國各地進行了多種探索，海南、上海兩地先后建立的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贏得了醫患雙方的認可，成為當地醫療糾紛化解的主渠道。

　　海南省醫調委２０１１年共受理２３７例醫療糾紛，成功調解１６７例，平均結案時間僅１０天，經電話回訪，調解案中患方滿意度達９５％以上。海南全省當年醫療糾紛也比往年減少５０％；２０１１年８月以來，上海市醫調委共受理醫療糾紛８８５件，調解成功５４４件，涉及賠付金額為２３３０萬元。

　　專家表示，“第三方”調解取得實效，首先歸功于它的“獨立”性。海南省醫調委就是一個由省綜治辦牽頭，聯合衛生、司法、公安、財政等１０個廳局創建的機構，獨立運作，不隸屬于任何政府機構。

　　“專業、科學”的特性，也是新機構贏得醫患雙方認可的重要因素。醫調委網羅“懂法律、懂醫學、懂調解”的復合型人才搭建班子，司法、衛生等部門幫助建立由醫學、法律、保險、心理咨詢等不同領域專家組成的“專家咨詢委員會”，以他們的科學評估為調解提供技術支持。

　　“專家咨詢委員會的作用很關鍵，因為調解工作的主要難點在于說服醫院，這些專家在相關領域很有權威性，他們給出的處理意見也比較容易讓院方信服。”上海市閔行區醫調委專職調解員孫曄說。

　　“往往我們一出面，有時只說１０分鐘，鬧得不可開交的場面就能平靜下來，因為我們站在公正的角度，說到了點子上，說到了醫患雙方的心里。”海南省醫調委副主任、專業調解員張輝廣說。

　　“啃”醫療賠償“硬骨頭”：創新保險機制

　　專家指出，“第三方”調解贏得醫患雙方認可，新機制的關鍵環節是“調賠結合”。

　　“要做到‘案結事了’，光調解是不夠的，醫療糾紛后期的根本問題，就是賠償問題。”海南省醫調委副主任陳興明說，保險是國際上最通用的風險管理慣例，完善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充分發揮保險的風險分擔作用至關重要。

　　為確保賠償及時到位，海南在全省公立醫院強制推行醫療責任險，根據各家醫院前三年醫療糾紛發生的頻率繳納相應的保費。凡調解成功的醫療糾紛，由設立在醫調委的“賠償處理中心”直接依據調解結論進行賠償。

　　“醫療責任保險屬于一種專家責任保險，由于醫療活動的高風險性，這一保險在英美等國家被廣泛接受，但在我國的發展比較緩慢。”上海市律師協會保險業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楊飛翔認為。

　　專家分析說，占主導地位的公立醫院抗風險意識弱，醫療機構不愿購買保險；理賠金額低、免賠多等問題影響醫院投保積極性。

　　海南在公立醫院強制推行醫責險，也引起了醫院“議論紛紛”，認為保費數額過高、醫院壓力過大。楊飛翔認為，目前直接立法將醫療責任險上升為強制保險仍存在一定的障礙，但可采用政府引導的方式推廣保險，比如要求醫療機構有相當的保險預算，政府提供保費補貼等；完善保險條款，改變當前低費率、低保障的狀況；讓保險理賠事先介入，由保險公司代表醫院參與醫療事故的處理。

　　還有專家建議，在完善醫療責任險制度設計的同時，還需設置醫療意外險，院方和患方可通過醫療意外險，最大限度轉移風險。

　　“現在有些醫療糾紛經過鑒定，最后發現是醫療意外，如果之前有協議，之后有補償，化解矛盾就容易得多。”上海市律師協會醫療衛生業務研究委員會主任盧意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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