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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刑罰人道主義思想,服刑罪犯也有人權,其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人道待遇應當保障,民事權利也同樣不能剝奪。尤其是當出現類似救子生命這樣的特發人道主義事件時,國家相關部門有責任采取積極措施,盡最大努力予以協助。這是人性、人道主義思想使然

這是一則令人感動的事例。

十歲男孩小俊杰高燒不退,最終被醫院確診為“急性髓系白血病”,并送入位于重慶的第三軍醫大學新橋醫院。醫院認為,挽救他生命的唯一希望是進行骨髓的配型、移植。但男孩全家上下的配型均不成功,最后唯一的希望落到了正在浙江服刑的他父親的身上。

讓遠在外地服刑的父親為他的兒子做白血病配型檢驗乃至進行移植手術,究竟有沒有可能?新華社重慶分社在報道這一事件的整個過程時,使用了這樣的表述:浙江、貴州、重慶三地各方歷時數月傾情相助,完成了“移監救子”的“不可能任務”,讓高勇(化名)來到重慶為俊杰捐獻造血干細胞,給了俊杰延續生命的希望。

人們欣喜地看到,經過血液檢測,小俊杰的血型指標與他父親的完全吻合,配型成功。在造血干細胞植入手術完成后,小俊杰已經安然度過了最初出血、感染期,他體內的造血獲得了重建,體內新生的造血系統開始運行。現在,小俊杰臉上又出現了紅潤,身體狀態良好。

筆者在為小俊杰祈福的同時,也對浙江、貴州、重慶三地監獄管理部門與醫院積極配合,協同挽救一個年輕生命的努力表示由衷的敬意!我想,這顯示出人性的力量,也是司法人道主義精神的又一次有力張揚。

不少人對司法和執法活動一直有一些錯誤的認識,認為人性、人道和人之常情應該被排斥在司法的公正性、嚴肅性之外。特別是在極端的年代里,甚至“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成了政治正確和司法正義的全部內容。

在那樣的政治氛圍和社會環境下,法治的人道、正義本質早就被掏得一干二凈,司法(有時只是名義上的司法)也成了純粹的“專政的工具”,“罪犯們”的合理訴求和祈求獲得的最基本人道待遇都被視為與專政目的相對立的某種“反動”或者“反抗”。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某一個特殊年代里,才會有那么多的冤假錯案和違背人性的事件令人扼腕,并沉思于今。

其實,法律是最能夠彰顯和體現人類正義和人道精神的社會規則。而司法則更應當在法律的剛性之外,在規則的彈性之間,與時俱進地注入不斷發展了的社會文明因子,體現執法的人性與柔情,使規范的剛性與柔性在社會公正的框架內獲得圓滿的結合,讓人們真正看到法治社會的正義和人性之光,感受到法律既威嚴又溫情的向面,從而對它產生敬畏和敬仰,將它作為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行為規范。

當然,真正要做到這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不僅需要我們對“法治”、“法律”、“司法”意義的深刻理解,還需要在制定剛性的法律規則和采取具體的司法行動之時,融入更多人性、人道、正義的意識和內涵,同樣需要人們深刻反省過去“特殊年代”的種種反人性、反人道的事例及其體現于其中的“執法思想”與遺傳因子,使我們當代的法律和司法真正能夠面向現代性,顯示出人性、人道及正義的力量。

相對于過去的許多“舊觀念”、“舊體制”、“舊規則”和“舊習慣”而言,如今許多的社會改革和法治創新幾乎都是一些“不可能任務”。這種“不可能”常常是缺乏先進理念和法治精神的陳舊、落后思想觀念的表現,它們正是改革發展的重要瓶頸與障礙,需要智者堅定不移、持之以恒地予以革除和突破。

筆者并不清楚在這次三省“移監救子”協作行動中,有關部門或者相關工作人員有沒有在早期出現過觀念沖撞和行動遲疑。因為按照過去的觀念和思維習慣,對罪犯就是要“打擊”、“剝奪”和使他們感到“痛苦”、付出“代價”、遭受“損失”甚至出現“不成比例”的重罰,刑罰的教育功能常常體現于“懲罰”之中。正因為如此,“移監救子”才會成為媒體所稱的“不可能任務”,也會在出現了“可能”之后獲得眾多的好評。

其實,按照刑罰人道主義思想,服刑罪犯也有人權,其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人道待遇應當保障,民事權利也同樣不能剝奪。尤其是當出現類似救子生命這樣的特發人道主義事件時,國家相關部門有責任采取積極措施,盡最大努力予以協助。這既是人性、人道主義思想使然,也是實現刑罰教育、感化、挽救罪犯和體現社會主義司法文明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