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報》供圖

　　幾乎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很難將他與“違法”、“犯罪”、“拘留”這些詞聯系起來。在深圳的一支保安隊里，他工作老實勤快，僅僅花了半年時間，就被提拔為隊長。每天下班后，他制服都顧不得換下，就趕到義工服務站做義工。

　　但這個常常穿著紅色背心、出現在公益活動現場的年輕人，卻在9月16日深圳保釣游行中，表現出暴力的一面，參與砸車。

　　他砸壞的，是游行當天停在深圳市委門口的一輛防暴車。7天之后，警方公布了他與另外19個打砸者的大頭像，20個頭像占滿了本地媒體《晶報》的整個頭版。自稱“扛不住事兒”的他一看就懵了，主動投案自首，隨即被依照尋釁滋事罪進行刑事拘留。

　　警方沒有透露他的真實姓名，稱他為“李某”。

　　在深圳警方通緝的所有打砸嫌疑人中，李某是第一個自首的。在看守所待了兩天之后，他所在保安隊的領導為他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

　　“他特別熱心，又講義氣。”義工服務站負責人始終不能相信他成了通緝犯。這位負責人記得，這個小伙子第一次來到義工站，就主動忙前忙后，三五下就把一根壞掉的燈管修好了。

　　在義工站工作人員的印象中，長得濃眉大眼的他成天“笑吟吟的”，為了幫忙搞公益活動，有時甚至不惜自掏腰包。周邊的孩子也喜歡這個穿制服的大哥哥，常常沖他喊“警察叔叔好”。

　　9月16日的早上，他卻沒有像平日那樣穿上那套深藍色的制服。因為腸胃不適，他請假留在了宿舍里。可沒過多久，他就忍不住走出宿舍，坐地鐵來到深圳華強北地鐵站。他聽同事說，當天將有參加保釣游行的人在那兒集合。

　　地鐵站外，人山人海的場面一下子就把他震住了。大街上多是與他年紀相仿的年輕人，他們扛著手寫的或打印的標語，扯著嗓子高喊口號。沒怎么猶豫，他就加入到人群中。

　　他出生在河南周口的一個村子里。家中貧困，做代課教師的母親當時一個月收入僅有20元，父親耕種著家里的4畝田地。初二那年，他作為長子，輟學打工。

　　過去10多年里，他到過山西、北京、天津、深圳等地。他當過汽修工，做過餐館的服務員，也在電子廠的流水線上干過。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始終干著“這個社會最底層的活兒”。

　　“不管別人怎么看，有時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坐在深圳路邊的木椅上，29歲的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眼神始終躲閃著。

　　對游行，他“沒什么概念”。走在深圳的大馬路上，他起初感覺有點尷尬，“張不開嘴喊口號”，聽別人喊了好一會兒，才慢慢跟上。

　　往常這個時間，他正一個人站在約3平方米大的哨崗里。他在深圳一家汽車4S店里當保安，負責給每輛來訪的車發放停車證，“每天重復同樣的事”。

　　“乏味”是他評價日常生活時用得最多的詞。在6人一間的宿舍里，他老坐不住，沒事兒就喜歡“沒有目的地逛馬路”。今年5月1日，他在街上閑逛時碰上義工站擺攤招義工，他問了一句“外地人也能報名嗎？”得到肯定的回復后，馬上報了名。

　　端午節時，他給獨居老人義務包粽子。周末的時候，他到口岸維持秩序，給旅客指路，拎行李。他說參加這些活動，自己感到“單純的快樂”，讓生活“沒那么枯燥”。

　　在深圳街頭，走在成千上萬的陌生人中，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興奮。很快，他喊口號就“越喊越來勁”。“抵制日貨！”“打倒日本人！”“收回釣魚島！”他用盡全身力氣使勁吼。過了一會兒，他甚至鼓足勇氣，在人群中帶頭喊了幾次口號。

　　游行的隊伍越發龐大，從不同方向涌來的人群最終匯集到6車道的主干道深南大道上。他走到了隊伍的最前面，和30多個素未謀面的人一起抬著一面大國旗，每走到一個十字路口，就齊刷刷地唱一遍國歌。

　　離開學校之后，他就沒怎么唱過國歌，“連詞兒都忘記了”。但跟著大伙唱了幾回之后，“五音不全”的他就完全放開了，越唱越大聲。

　　“感覺愛國的激情被激發出來了。”他回憶說，那一刻，他感覺“挺暢快”。

　　前一段時間，他一直關注著釣魚島的新聞。他的宿舍里沒有電視，也不能上網，他幾乎天天跑到大隊長的宿舍里看電視，“越看越揪心”。

　　平日里，他常常覺得“自己活得挺窩囊的”。“快30歲了，沒成家，又沒一技之長，可以說一無所有。”說起這些，他嘆了口氣，陷入了沉默。

　　去年夏天，他剛結束了一段失敗的婚姻。在老家的村子里，離婚是件“很丟臉的事兒”。今年春節回家，他沒怎么出門，大年初三剛過，就來到深圳打工。他說自己很喜歡這個“年輕，有活力”的打工城市。他的手機桌面，是他站在鄧小平巨幅宣傳畫前的單人照。

　　游行的那一天，深圳的街頭讓這個年輕人頭腦發熱。他腦中一片空白，唯一的念頭就是“馬上把釣魚島給收回來”。

　　“如果當時發生戰爭，哪怕讓我當炮灰我也愿意！”事后，他激動地對記者說。

　　想象中的“戰爭”并沒有發生，眼前迎來的，是人群的騷亂。有人沖向了防暴車，有人暴躁地用腳亂踢，更有人爬上了車頂，拽著防暴車的水管。

　　他也跟著往前沖。他朝防暴車的側面亂踹了一會兒，眼看著“一點效果也沒有”，又撿起地上一根一米長的木棍，使勁撬防暴車的車門。堅硬的防暴車紋絲不動。他一下子掄起木棍，猛地揮向防暴車的后視鏡。

　　哐當一下，后視鏡被砸壞，玻璃碎了一地。

　　在狂熱的人群中，他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意味著什么。他很快拋開了木棍，又重新加入到游行的隊伍中。他更沒想到，馬路上的監控錄像已經將這一切拍攝下來。在隨后由警方截取并向全市發布的頭像中，身穿黃色T恤的他表情有點兇惡。

　　如今，他不愿意向記者回憶這些了。“我壓力真的很大。”說起砸車的那一幕，他眼睛一下子紅了，用手擠按著鼻梁，才極力忍住淚水。他不斷強調，自己“一輩子沒干過違法的事兒”，當時是“一時沖動”。

　　在平日的生活里，這個走南闖北的打工者極少沖動。在哨崗里，他從來沒違反過“不能聽歌，不能看書，不能玩手機”的規定。“我不想讓領導覺得我不行。”他說。

　　離家打工的這些年來，這個“安分守己”的男人總感覺“身上的擔子很重”。他定期往家里捎錢，有時幾百，有時幾千，但家里的情況并未明顯好轉，磚瓦平房里依舊空蕩蕩的。他的弟弟得了強直性脊髓炎。為了多賺點錢，今年他父親到鄭州工地打工，母親到深圳一家餐館當服務員。

　　在母親眼里，他“挺孝順”。她剛到深圳，兒子就給她買了一雙運動鞋，還帶著她去了一趟大梅沙和世界之窗。世界之窗的門票太貴，母子倆最終沒有進去，只在大門口拍了張照。

　　很少人知道，在心底深處，他有時會感慨“活在這個世界上沒什么意義”。“我曾經想過死！然后把我的遺體和器官捐出去！”在QQ上，他情緒激動地對記者說。

　　在日常的工作里，這個年輕人很少得到認可。在汽車4S店里，他覺得自己“沒出息”，與那些賣車的銷售經理相比，“不是一個層面上的人”。“一個大老爺們做保安有什么好的？”他甚至憤怒地質問自己。

　　做義工的經歷成了他最引以為豪的事情。有一次，他在皇崗口岸幫一個來內地的香港人扛行李，對方遞給他一張500元的港幣，從來沒見過這么大面值紙幣的他吃了一驚，但很快拒絕了。“我不能要，如果要了，就失去了做義工的意義。”

　　這件事情，他對母親，以及義工組組長都詳細說起過。至今，義工站的工作人員還會常常提及這件事，夸獎他。

　　但對于未來，他依舊感覺彷徨。他渴望再次成家，QQ簽名里寫著“一直都在尋找真愛！不知何時才能找到屬于自己的那個她？”但他常常聽同事說，在深圳這個現實的都市里，“追女孩都是要用錢去砸的”。每天站在哨崗里，他也不時看見“四五十歲的男人帶著花季少女來”。每月拿著2300元工資的他一直沒有勇氣找對象。

　　走在深圳街頭，他似乎無所畏懼。他揮舞著從文具批發市場買來的一面國旗，看著一群年輕人往味千拉面店的玻璃上瘋狂地扔瓶子。警察出面制止，現場一片混亂。最終，他與扔瓶子的人被一起帶到了派出所。

　　錄口供時，他沒有提及自己曾經砸車。當天晚上回到宿舍里，渾身酸疼，嗓子沙啞的他倒頭就睡著了。他當時還不太明白，參加“愛國游行”的自己怎么就被帶到了派出所。

　　直到在報紙上看到警方刊登自己的頭像，通緝“破壞公私財物的嫌疑人”，他才突然意識到，整個城市都知道了自己是個“犯罪分子”。早飯也沒吃，他就跑到派出所自首。

　　蹲在看守所里，他感覺時間像停滯了一樣。每逮著一個人，他都要問一遍“我這種情況多久才能出去，一般怎樣判，判多久。”他擔心，他的人生從此就將“留下污點”。

　　離家打工之前，15歲的他最大理想是去當兵。但由于“家里沒有關系”，他最終沒有如愿。

　　后來，他特意去體驗了一次民兵訓練。訓練的最后，所有民兵一起扛著步槍去練習射擊。“那種感覺太好了，雄赳赳，氣昂昂的！”在夜色之中，他坐在木椅上向記者回憶起這些，眼神炯炯發亮。在這次訓練中，他獲得一張“優秀民兵獎狀”，這張薄紙，他至今保留在老家的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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