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動機

　　10月31日晚8點多，當記者聯系到康厚明時，他剛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

　　2008年，康厚明成為全國首批三位農民工人大代表中的一員。今年，他又成為黨的十八大代表，但他說，進城務工的普通農民工身份，才是自己要堅守下去的本色。

　　每年“兩會”上，康厚明的議案從未脫離“農民工”這一群體：“立法保障及提高農民工工資”、“修農民工的廉租房”等都受到關注。

　　對即將召開的十八大，康厚明坦言，目前關心的還是農民工群體的待遇和社會保障。

　　談當選

　　當選黨代表感到責任更重

　　新京報：是什么時候知道自己當選十八大代表的？

　　康厚明：今年6月的重慶市黨代會上產生十八大代表，我本身是國資委系統的重慶市黨代表，知道十八大代表候選人中有自己，不清楚能不能當選，但已經有心理準備。

　　新京報：人大代表和黨代表的當選經歷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康厚明：相比之下，兩次當選代表激動的心情是一樣的，那次是驚喜，這次感覺責任更重。

　　新京報：提起責任，你在當選人大代表后，曾多次為農民工維權。

　　康厚明：有一次是一個農民工工作時摔成重傷，法院判了但企業拒絕賠償，他家里人找到我求助。我把他的材料交給相關部門，經過協調讓他拿到了賠償。另外還幫助過一些農民工討過薪。

　　新京報：面對前來求助的工友，一般你都如何為他們解決困難。

　　康厚明：我自己肯定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我是通過人大代表這個身份，和有關部門去聯系，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我其實是希望農民工所有的問題，政府和各部門能夠公正地對待、快速地解決。

　　談變化

　　農民工敢為利益與老板交涉

　　新京報：你16歲就出來打工了，當初是在一種什么情況下，決心背井離鄉？

　　康厚明：家里兄弟姐妹比較多，經濟很困難，那個時候女孩子沒有外出打工的，我又是男孩子里最大的，正好有叔叔在外面做施工活，初中畢業以后我就出來跟著他們打工，減輕家里的負擔，好讓弟弟妹妹都上學。

　　新京報：那時候打工有什么不同。

　　康厚明：我1979年出來的時候，好像還不興“農民工”這么個叫法，我們進城務工的屬于臨時工，有城市戶口才能是正式工。那時候打工是先做工，后知道錢，也是說干一天給多少錢，都是雇主說了算，而且打工掙的錢還要交給生產隊，才能拿到工分，否則分不到糧。不像現在，先知道錢，后做工。

　　新京報：是不是說農民工的想法也和以前不一樣了。

　　康厚明：那時候首先糧食關系就把你卡得很死，后來慢慢放開，打工的束縛也越來越少。現在知道自己應該掙多少錢，敢于為自己的利益去和老板交涉，應該說是一個意識的提高，社會在進步，追求也在進步，農民工也不能老是以一種弱勢的姿態出現。

　　新京報：還能記得那時候的收入嗎？

　　康厚明：一天10來個工分，也就是兩角多錢。

　　新京報：城市在對待農民工這一群體方面，近幾年有怎樣的變化。

　　康厚明：變化很大！我們的工作、生活和待遇都提高了很多，政府也制定了很多政策，比如一些地方推出針對農民工群體的公租房，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也在不斷完善。

　　談經歷

　　趕工期曾3天吃睡在工地上

　　新京報：自己這么多年的務工經歷是怎樣的。

　　康厚明：最開始是在縣城的機械廠干臨時工，就是給師傅們打打下手，還挖過煤，干過裝卸工，后來在市政工程公司干路面、橋梁、公路工程施工到現在。這么說吧，建筑行業的工種我基本都干過。

　　新京報：如果現在再回顧，怎么去評價這段經歷。

　　康厚明：每一個外出打工的人，背后都有各自的故事，但曲折坎坷都有。總的來說，我打工的這條路走得還是比較順，但過去打工的人生活狀況和各方面的待遇還是很差的，有自己親身經歷的，也有看到的。

　　新京報：打工期間，遇到最艱苦的事情是什么？

　　康厚明：最艱苦的是到市政公司后不久的一次趕工期，那是一個新開發地區的下水溝工程，正好在一個湖邊，如果不搶挖積水就會倒灌，還容易形成塌方，連續兩三天在工地上吃飯，困了就在木板上躺一會，沒回過工棚。

　　新京報：打工中有受到過歧視嗎？

　　康厚明：要說印象最深的事情，并不是工作艱苦，而是受到歧視的傷心。有一次路面施工，就在我身邊，一輛轎車把一個工友給撞倒了，受了傷只能躺在地上，但是車里的人好長時間沒下來看一下，后來下車對我們就是一頓臭罵，問我們怎么還不走。

　　新京報：當時一定非常傷心。

　　康厚明：當時心里非常難過，不過讓我覺得安慰的是，有不少圍觀的市民替我們打抱不平，責問對方。我心里感到很溫暖，覺得還有很多好心人，知道我們，體諒我們。

　　談履職

　　政府應更完善農民工保障

　　新京報：為了參加黨代會都做了哪些準備？

　　康厚明：我本身是人大代表，每年兩會期間都會做一些調研和走訪工作，我目前比較關心的還是農民工群體的待遇和社會保障。雖然這些方面近幾年的進步很大，但還有更大的提升空間。

　　新京報：哪些地方還可以提升？

　　康厚明：最開始的時候，農民工是沒有保障的，現在我們有各種保險已經比較完善了，但問題也有，比如參保率不高，保障標準也比較低。

　　新京報：農民工群體還有其他什么問題？

　　康厚明：現在在城市，像建筑等一些行業幾乎都被農民工給“接管”了，其中高危崗位比較多，很容易發生工傷事故和各種危險，而很多農民工沒有享受各種特殊工種的待遇。

　　在其他像社會保障等方面，政府也應該多給一些政策，在現有基礎上來完善農民工的保障，讓在城市務工的農民工，享受到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兼顧公平。

　　新京報：就農民工群體而言，自身還需要有什么改變來適應城市。

　　康厚明：農民工需要進一步通過技能和文化方面的學習來彌補。從我自己的感覺來看，年輕一代的農民工，絕大多數都愿意通過學習，來提升自己的能力，年齡比較大的農民工，也會為自己的子女考慮，讓他們打好(學習)基礎。這些方面還需要政府來進一步引導。

　　我希望農民工所有的問題，政府和各部門能夠公正地對待、快速地解決。——康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