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大，

　　多語言者煉丹爐

　　1985年，海南籍語言學家梁猷剛曾記錄下一段趣聞：有一天，我們在汽車站聽到下述的對話。一個青年匆匆走來：“買到新州的車票。（儋州話）”，售票員回答：“沒有了。（儋州話）”；一個中年人問：“買一張去海口的車票多少錢？（軍話）”，售票員回答：“三元五角五分。（軍話）”；又有一個婦女來問：“去臨高多少錢？（臨高話）”，售票員回答聽不清楚。

　　將近30年過去了，這樣的景象在那大鎮還時常上演。記者采訪儋州那大居民王玉剛時，他不時接到生意伙伴的電話。第一個電話，他用軍話交流，第二個電話用儋州話，第三個電話用粵語，第四個電話用客家話。

　　今年50多歲的王玉剛，屬于那大城區人，所操“母語”為軍話。上學后，慢慢與周邊同伴交流多了，逐漸學會了儋州話、客家話、白話、臨高話、海南話、黎語等，能說8種方言。

　　那大鎮，在這個20多萬人口的鎮上，一共匯集了儋州話、客家話、軍話、臨高話、白話、海南話、普通話以及黎話、苗語等，被語言學家稱為“語言博覽館”，“多語言者煉丹爐”。

　　據鐘平編著的《儋縣概況》，那大鎮已有400多年的歷史，明萬歷年間設那大營。原有兩個村莊：一個叫那恁村（講臨高話），一個叫大同村（一說南大村，講客家話），后來兩村各取一個字合為那大。明朝設那大營帶來了軍話，造成了“該里語言以客話為多，臨高話次之，惟那大鎮全說軍話。”（民國《儋縣志》）

　　在那大鎮中心區居民主要講軍話，在其邊緣曾出現過三條“語言街”——“梅縣街”講的是客家話，“臨高街”講的是臨高話，“儋州街”講的是儋州話。

　　多種語言環境，也就造就了能說多種語言的語言達人。王玉剛說，自己并未特別地去學習多種方言，而是小時候跟操不同方言的同伴玩得多了，就會說了。

　　“處于南腔北調的環境中，也就容易習得南腔北調。”唐詩圣說，除了臨高話，儋州漢民族的語言種類雖然繁雜，分布錯落，但是因為它們都是從古漢語中分化發展起來的，在語音上都有整齊的對應規律，基本詞匯和語法構造也大體相同，甚至多有互為通假，所以很容易學會其他方言。

　　一家人講三種話

　　操不同方言或語言的人混居，因為通婚，經常會出現一家人講幾種方言。唐詩圣后來娶了客家女子為妻，兒子又娶那大本地人為妻。“以前，家里語言很單純，只有儋州話；而現在，家里的語言復雜了，有三種之多。”唐詩圣說。

　　唐詩圣的母語為儋州話，其妻子母語為客家話，兒媳母語為軍話。“一家人交流，經常會在幾種方言之間跳躍。”同是吃飯，客家話是“食飯”，儋州話是“嚼飯”，軍話是“起飯”。

　　位于那大鎮東門街一家旅館老板陳麗梅，40歲左右，客家人，年輕時嫁給了那大鎮說儋州話的男子，而丈夫的父親是臨高人，講臨高話。“在我家，我是說客家話的，丈夫是說儋州話的，公公說的是臨高話。”陳麗梅說，那大鎮語言豐富，因著通婚，家里就像一個“小聯合國”。

　　為方便交流，像陳麗梅這樣的人家，家里人一般都會去學幾種方言。現在，她經常會根據顧客的母語，而說客家話、儋州話、臨高話、軍話。

　　儋州居民謝有造家里也是同樣的情況，“我說儋州話，媽媽說軍話，兒媳說白話，女兒嫁給客家人，說的是客家話，孫女習慣跟我們講普通話。”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景：阿婆用軍話教育孫子，而孫子則用儋州話回應。

　　方言達人老矣

　　1979年唐詩圣回到那大二中教書，儋州市新聞中心主任羅智才成為他的學生。羅智才還記得，當年在那大二中就讀時，唐詩圣問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說，是東城鎮抱舍村的，然后唐老師就用白話跟我講。”羅智才說，同樣的，其他同學講什么話唐詩圣就講什么，所以學生都愿意跟他親近。

　　不過，這樣的場景幾乎不會再見。雖然，儋州能操多種方言的人并不少，但大多年過半百，年輕一代很少有人懂數種方言，在學校，也都使用普通話。

　　“我的兒子們只會說儋州話，懂點客家話、軍話。”唐詩圣說，到了孫子孫女這輩，就只會儋州話和普通話了。

　　同樣，王玉剛的兒子也只會講母語軍話，他的孫子則只會講普通話。

　　儋州人受方言影響，普通話的口音很重。為了能讓下一輩能夠講出一口流利的普通話，許多年輕父母就從小教小孩普通話，而不是方言。特別是隨著外地媳婦越來越多，普通話已然成為一種強勢語言，開始“蠶食”方言的功能。

　　海南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劉劍三認為，一種方言承載了一種文化，儋州市許多文化特色都承載在方言之中，保護方言就是保護本土文化的延續，也是保護文化多樣性的一項重要內容。他認為，要留住方言，就要利用和創造方言的語言大環境，建立和提高儋州人保護自身文化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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