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鄉村小道，走近一間紅房子，大門緊閉，旁邊的小門敞開著，隱約可見院子里有人在打籃球。

　　“請問田偉冬在家嗎？”

　　其中一名男子順手一指，記者隨之一怔，眼前這位看起來30歲不到、光著膀子、單手拿著籃球的人就是他？

　　幾分鐘后，田偉冬穿了身套頭衛衣，邀請記者一起坐下聊。

　　“從來沒有想過案子會復查。對我來說，這就像天上掉下來一個餡餅。”隔著桌子，田偉冬呷了口茶說道。

　　坐在法治周末記者眼前的這個人，干練、沉穩、機警，絲毫不像是鐵窗里呆了17年的人。

　　田偉冬，39歲，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歡潭村人。1995年因涉嫌搶劫殺人被警方帶走調查，曾被判死刑后改判死緩，今年1月11日刑滿釋放。

　　連日來，自稱已經是合法公民的田偉冬，再次成為媒體和公眾關注的焦點。

　　有人拿他跟趙作海、佘祥林相提并論(注：趙、佘二人同樣因殺人案被判刑，后因“被害人”突然出現得以平反)，原因是，17年前，田偉冬連同另外幾人被指控的一起搶劫殺人案，真兇另有其人。2013年1月4日，浙江高院決定對該案進行立案復查。

　　遲到17年的真兇

　　1月19日上午，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發布了一條重磅級消息。

　　“有人爆料：杭州蕭山，1995年一起搶劫殺人案，當時5名犯罪嫌疑人被判死刑緩期執行。一年前，現場血指紋對上另一人。現此人已抓獲并交代，由市刑偵支隊辦理此案。”

　　當晚，浙江高院發布通報，證實了該條消息：“2012年公安部門在偵查其他案件中發現，1995年3月20日搶劫出租車司機案件的線索，認為可能對上述案件的判決有影響。”

　　前述的5名犯罪嫌疑人分別是陳建陽、田偉冬、王建平、朱又平、田孝平。他們年齡相仿，都是蕭山籍，其中3人還是同村人。

　　通報顯示，1995年3月20日及8月12日，在蕭山農墾一場16隊四號橋南的機耕路、坎山鎮青風加油站東側路段，分別發生搶劫出租車司機并致出租車司機死亡的案件。經公安機關偵查，認定是陳建陽、田偉冬等5人所為。其中，陳建陽、田偉冬還于1995年9月2日盜竊價值1600余元的財物。

　　杭州市檢察院以陳建陽、田偉冬犯搶劫罪、盜竊罪，其余3人犯搶劫罪向杭州中院提起公訴后，1997年7月11日，杭州中院分別以搶劫罪判處陳建陽、田偉冬死刑，以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兩罪并罰執行死刑；以搶劫罪分別判處王建平死刑，朱又平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田孝平無期徒刑。

　　事后，除了田孝平，其余4人均提起上訴。

　　1997年12月29日，浙江高院改判陳建陽、田偉冬、王建平3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核準朱又平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經過多次減刑，就在5人即將刑滿釋放之際，公安機關在偵查中發現了新的線索，使得這起沉寂10多年的命案有了新的逆轉。

　　據有關媒體報道，2012年春天，浙江警方在一次全省公安集中行動中，發現被通緝的在逃人員項某的指紋，意外地對上了1995年3月20日搶劫出租車司機案件的現場血指紋。

　　經過近10個月的追捕，2012年12月下旬，項某被杭州警方抓獲。經偵查，項某已確認為1995年3月20日的真兇，陳建陽等人被排除在外。

　　目前，同是蕭山籍的項某已被逮捕。

　　但是，陳建陽、田偉冬等人被指控的另一起1995年8月的搶劫殺人案，目前還未完全排除是他們所做。

　　為了了解真相，到達蕭山后，法治周末記者輾轉多地，找到了當年參與辯護的多名律師。從掌握到的相關材料上來看，案件存在諸多疑點。

　　刑訊下的“冤案”

　　1月24日上午，在蕭山區太古廣場A座大廈6樓，法治周末記者見到了曾參與一審辯護的律師王建軍。

　　在接手田偉冬等人的案子時，王建軍30歲出頭，是蕭山啟明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他向記者回憶，對于當年的具體細節已經記不大清楚了，但是印象最深的是：“檢察院指控的證據都是一些間接證據，并沒有直接證據。”

　　記者在一份家屬提供的一審法院刑事判決書上看到，檢察機關出示了現場勘查筆錄、尸體檢驗報告、有罪供述等作為證據。

　　根據判決書上的記載，發生在1995年3月20日的搶劫案，被害司機徐彩華的頭部及頸部，受鈍性暴力作用致使機械性窒息死亡。法院認定，田偉冬等人采用扼頸及石塊猛擊頭部等手段，致其死亡。

　　另一起發生在1995年8月20日的搶劫案，被害司機陳金江系被人卡頸、勒頸及銳器刺傷腹部使肝破裂，引起機械性窒息，合并大失血死亡。法院認定，命案發生時，“王建平即持刀猛刺陳的腹部，陳建陽用攜帶的電線猛勒陳金江的頸部，田偉冬、田孝平則用手抓住陳金江的身體，致陳當場死亡”。

　　王建軍對此表示異議的是，起訴書中并沒有作案工具(比如尖刀)、現場指紋等直接證據。

　　一審法院開庭審理時，除了田孝平，其余4人均辯解自己未曾參與搶劫殺人，辯護人亦提出：“證據不充分，請法庭進一步查明后依法作出公正處理。”

　　針對田偉冬等人的辯解，一審法院認為：“經查均與事實不符，純系推諉罪責之詞，本院不予采信。”尤其是田偉冬，“歸案后抗拒交代其犯罪事實，認罪態度極差”。

　　來自田偉冬本人對于17年前兩起殺人案的答復是：“肯定沒有。”

　　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田偉冬卻始終不愿意多談過去的那段經歷，“總結起來就是4個字百味雜陳”。

　　他表示：“我所面臨的壓力，不光是與你們談談的壓力。我在等待一個時機，在事情沒有水落石出之前，我不想多談。”

　　在一個小時的采訪中，田偉冬只告訴記者兩件事情。第一，他是在浙江省第二監獄服刑的。第二，他是在蕭山市第一人民醫院治療的。

　　至于治療了什么，為什么會去治療，田偉冬始終不愿回應。

　　外界普遍關心的是，田偉冬等人作出的有罪供述是否因為受到了刑訊逼供。

　　在記者的多次追問下，田偉冬表示，在接受警方調查階段，他在醫院做過一次小手術，但是沒有住院。

　　“日期是1995年11月27日到30日之間。”隨后，他又無所謂地聳聳肩笑了：“你是看不出來的。”

　　事后，法治周末記者輾轉從知情人士處拿到幾份當年的案件材料，即當時的判決書、上訴狀、辯護詞等。上訴狀、辯護詞等提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所謂的“小手術”，是指田偉冬在遭遇警方刑訊逼供之下咬斷了舌頭，被送至醫院搶救，縫了5針。

　　曾參與辯護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師告訴記者，除了田偉冬，當年受到指控的其余4人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刑訊逼供，“都是打出來的”。其中，王建平右手食指被打成骨折。

　　二審宣判后，田偉冬、王建平的家屬并未放棄，一直在積極地上訪和申訴，所寄材料均石沉大海。

　　記者調查走訪期間，朱又平的親屬告訴記者，朱又平在被抓前一年還獲得過一次見義勇為獎，“是抓搶劫犯獲得的見義勇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朱又平自己卻成了“搶劫犯”，10多年來全家人一直在村里抬不起頭。

　　糾問式庭審的惡果

　　如今，田偉冬等人的案子已復查多日，官方一直未公布新的進展。這讓家屬們心急如焚，也讓公眾心存疑惑：當年的“冤案”到底是誰辦的？怎么辦的？

　　法治周末記者來到蕭山公安分局，以期了解案情，該局政治處副主任胡早玲表示，在調查結果出來之前，不好作出任何回應。

　　據媒體報道，該案當年一審的主審法官目前已升任杭州市某區法院的院長，當時杭州市檢察院兩名公訴人(代理檢察員)，一個現任杭州市人大常委會某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另一位是杭州中院的黨組成員。

　　前述知情律師表示，參與前期偵辦案件的民警涉及原城廂鎮派出所、原蕭山市公安局刑警大隊，后期有杭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隊民警。

　　今年1月4日，浙江高院決定對田偉冬等人搶劫、盜竊案立案復查，這起案件能否進入再審程序，目前還無法得知。

　　多名辯護律師向法治周末記者直言，這起17年前的“冤案”之所以會發生，要站在當時的司法環境下看待問題。

　　律師王建軍告訴記者：“過去的庭審質證程序淡化，律師很少有機會說話。”

　　他坦言，過去的法庭庭審與現在庭審不可同日而語。原來的庭審是糾問式，法官占主導地位，開庭的前半部分幾乎都是審判長跟公訴人的事情。直到辯論環節，才輪得上律師登場。但是在辯論環節，律師也僅僅是宣讀自己的辯護意見。

　　法治周末記者了解到，1996年，恰逢我國庭審制度變革，當年的刑事訴訟法有了重大的修訂，引入了強烈的控辯對抗因子。至此，庭審才開始由糾問式轉向控辯式。

　　以往的糾問式，審判長集偵查、控訴、審判職能于一身，不論是否有被害人或其他控告，根據職權主動追究犯罪，被告人是被審問、受追訴的對象。而控辯式則不同，用美國大法官杰克遜的話來說，就是“讓雙方打仗”，法官成了“裁決者”。

　　1997年1月1日，刑訴法第一次大修生效。修訂后的刑訴法第162條第3款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這一“疑罪從無”原則作為一大亮點，蘊含了人權保障的進步理念。

　　但是，雖參加了有關新刑訴法的培訓，也了解什么是疑罪從無原則，站在當時的環境下，王建軍在參加辯護時，還是“不敢強硬地提出”。

　　田偉冬二審辯護律師辛本峰認為，這次錯案不管是誰查出來，都是一次司法的進步。“自己敢于揭短，對公安來說也是好的。否則的話，他們內部就可以銷掉，也死無對證了。”

　　有關法律界人士表示，相比于趙作海、佘祥林，田偉冬等人有著更幸運的成分。“前者是因為名義上的死者突然回來了，案件得以被動地重新復查，是自下而上的糾錯。而后者不同，是公安內部發現線索后，產生的一次自上而下的糾錯。”

　　杜絕刑訊才是根本

　　據多家媒體報道，當年田偉冬等人由死刑改為死緩，也頗費周折。

　　法治周末記者在浙江高院的判決書上看到，法院認定該案“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實”，陳建陽、田偉冬等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單獨或分別結伙采用持械威脅或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財物并致人死亡，其行為均已構成搶劫罪，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應予以嚴懲。”

　　浙江高院認為，原審判決定罪正確，審判程序合法，唯對陳建陽、田偉冬、王建平所犯的搶劫罪的量刑不當，應予改判。

　　至于改判的理由，判決書中唯一能找到的，就是“根據本案的具體情況”。

　　知情人士透露，浙江高院發現該案證據存在諸多疑點，最主要的是移送材料中沒有指紋證據，依據“疑罪從輕”，留有余地判了死緩。

　　全國律協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田文昌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疑罪從無”原則的產生背景是無罪推定原則，還有一個就是保障人權的原則，只要不能證明別人有罪的時候，就得假定別人是無罪的。

　　至于“疑罪從輕”，田文昌表示，這是一種折中的做法，“留有余地，既不敢判，也不敢放。”實際上，“疑罪”無非就是有罪或無罪的情況，在重罪與輕罪之間可以選擇“疑罪從輕”，在罪于非罪之間選擇“疑罪從輕”就是明顯違反無罪推定原則的。

　　目前的司法實踐中，無罪推定原則并沒有明確地落實到位，“疑罪從輕”的情況比較多。田文昌認為，究其原因是因為有罪推定觀念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就是重刑思想依然難以改變。

　　縱觀近幾年來，不乏有冤假錯案見諸報端。田文昌非常沉痛地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我希望通過一個個沉重的教訓，敲響警鐘，認識到這里面的問題。”

　　作為“中國刑辯第一人”，田文昌在刑辯實務中接觸過不少因有罪推定導致刑訊逼供的案子。他告訴記者：“現在很多冤假錯案中的非法取證，最主要的一種方式就是刑訊逼供。”

　　2010年6月13日頒行的《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出臺，首次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一規則的出臺就是為了遏制刑訊逼供，但在實施上依然步履維艱。

　　“審訊時同步錄音錄像的問題、監所外提審的問題、證人出庭作證的問題……目前僅憑宣示性的口號，缺乏保障性條款，很難落地。”令田文昌憂心的是，刑訊逼供如果不能真正遏制住，冤假錯案就永遠消除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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