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提交審議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突出強調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進一步向市場、社會和地方放權為重點，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經過以往30多年的改革實踐，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基本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組織架構和職能體系。但是，面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政府職能轉變與機構設置仍然存在比較突出的矛盾和問題。

　　“根據《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進一步深化行政體制改革，要把政府職能轉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進一步向市場、社會和地方放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10日接受本報專訪時認為，這將進一步激發經濟和社會發展活力，充分調動地方積極性，并對走向公平可持續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向市場放權

　　推進政府經濟管理方式向管宏觀、管監管、管中長期轉變

　　在遲福林看來，向市場放權，意味著在更大程度和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推進政府經濟管理方式由管微觀、管審批、管短期向管宏觀、管監管、管中長期轉變。他認為，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進一步減少和規范經濟領域的行政審批。當前，行政審批事項仍然較多、審批程序繁瑣、效率低下，利用審批牟取部門利益、團體利益和個人私利的尋租腐敗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加大力度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治理政府職能“越位”問題，必須減少對企業投資項目、生產經營活動的審批事項，減少資質許可和行政事業收費，改革工商登記制度等，以切實落實非公經濟新36條，激活民營經濟發展潛力。

　　——打破行政壟斷。從現實看，壟斷仍然是制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的突出矛盾，也是制約國企改革的重要因素。盡快破題壟斷行業改革，尤其是打破行政壟斷，已成為深化市場化改革的重大課題。在城鎮化發展轉型的特定背景下，需要盡快在基礎設施和公用設施建設領域放開市場、引入競爭，廣泛地吸納社會資本投資，利用市場機制促進投資方向和投資結構轉型。

　　——推進資源要素價格改革。放松資源要素價格的行政管制，使資源要素價格充分反映稀缺程度和供求關系；使資源環境成本企業內部化，加快改變低成本投資擴張模式，促進企業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主體力量。

　　向社會放權

　　加快建立利益協商對話機制，加強政府與社會的有效溝通

　　社會管理創新的實質和核心是政府管理的創新。面對著社會利益主體與利益訴求多元化的總體趨勢，尤其是進入微博時代，以行政管控為主的社會管理方式不僅難以實現社會穩定和諧，還容易導致更多的社會矛盾。遲福林表示，這就需要政府向社會充分放權，以更好地發揮社會力量在管理社會事務、反映利益訴求、協調利益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中的作用，為“五位一體”的全面改革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形成不竭的社會動力源。

　　首先，向社會公益組織放權，調動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服務供給。由于登記門檻過高，我國社會組織發育嚴重滯后，這使社會組織在反映基層訴求、加強社會溝通、促進社會公正、提供符合社會需求的公益服務等方面的作用遠未發揮出來。以轉變政府的社會職能為核心，進一步向社會放權，需要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社區服務等社會公益性組織，賦予他們更大的自主權。除了特別規定、依法限制的特殊領域，社會公益類的社會組織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實行備案制，改變“雙重管理”格局，真正給社會組織“松綁”，使社會公益類組織逐步走向“自愿發起、自選會長、自籌經費、自聘人員、自定活動、自主會務”。

　　其次，加快社會組織 “去行政化”改革，走出一條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有機結合的新路子。科教文衛等領域的事業機構和工青婦、紅會、扶貧基金會等，是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主體。但由于其一定程度的行政化特點，降低了其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向社會放權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在去行政化的前提下進一步向社會組織放權，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使之成為“公益性、專業性、獨立性”的社會組織。

　　再者，賦予社區更大的自治權，將社區打造為基層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重要平臺。目前的社區定位、組織架構、經費保障、管理制度等還不適應發揮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平臺和社會管理的有效作用。“政府向社會放權，當前首先應加大對社區的放權，將更多的人事、財務、管理權力下放到社區，在逐步推進社區自治的基礎上賦予其更大權限，把社區做實、做大、做強。”遲福林說。

　　他還強調，加快向社會放權、創新社會管理，需要加快建立利益協商對話機制，加強政府與社會的有效溝通，使利益表達與訴求成為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公共產品。

　　向地方放權

　　逐步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明確化、法定化、可問責

　　新階段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理順中央地方關系，重在向地方進一步放權，逐步將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明確化、法定化、可問責，以此規劃各級政府的財力配置。遲福林表示，應在以下3方面加大向地方放權力度。

　　明確劃分中央地方的事權，強化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進一步明晰中央地方公共服務職責劃分，可以穩定地方政府預期，有效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他認為，中央政府原則上應當負責公益性覆蓋全國范圍的公共服務供給，以城鄉和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強化再分配職能；各級地方政府主要負責各自轄區內的公共服務供給，重點關注轄區內居民的實際需求，強化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

　　確保地方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必要財力。中央政府在向地方政府放權的同時，必須下放相應的財權，使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力相匹配。遲福林解釋說，第一，改革轉移支付制度，逐步縮小直至取消激勵地方政府追求經濟總量的稅收返還和體制性補助，減少甚至逐步取消專項轉移支付，建立公式化、以一般性轉移支付為主的轉移支付體系，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的財力保障能力。第二，加快培育地方主體稅種，逐步形成地方稅體系。從現實情況看，下一步的稅制改革調整應把房產稅、物業稅、個人所得稅等更多地劃歸地方政府，作為地方政府穩定的稅源。第三，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力度，以保障縣鄉基層政府履行公共服務基本職責的財力，使其職能主要轉變為提供公共服務、加強社會管理。

　　加大經濟領域的放權，釋放地方經濟發展活力。“例如，除特定情況和需要總量控制的投資審批事項外，其他項目應放權由地方政府審批；對國家扶持地方的一些項目，國務院部門只確定投資方向、原則和標準，具體由地方政府安排。”遲福林說，“再例如，凡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或由地方實施更方便有效的生產經營活動審批，應當從中央下放給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