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遭霧霾“襲擊”，部分城市交通擁堵、垃圾“圍城”、內澇潛伏……隨著中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增長連續居于高位，中國社會面臨人口、環保、安全等新一輪的壓力，大城市紛紛遭遇精細化管理的瓶頸，有的難點問題已令政府部門如坐針氈。

　　大城市病如何通過精細化管理標本兼治？全國兩會代表、委員紛紛熱議。

　　治霾＋治堵，刻不容緩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同濟大學教授蔡建國帶著一份全方位“治霾”的書面建議進京。他說：“環境問題不應隨著霧霾散去而被遺忘，公民的環境權益應得到更全面有效的保障。”

　　今年以來，北京等地出現連續霧霾，空氣污染嚴重，代表委員對此憂心忡忡。如何改善空氣質量被視為全國兩會焦點話題之一。

　　全國政協委員顧也力認為，大城市病表面上看形態各異，但實際內部存在著各種因果聯系，治理也需要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比如空氣質量與機動車尾氣排放及交通擁堵有關聯，城市內澇與垃圾處理也有內在聯系。他認為，治霾、治堵等已刻不容緩，但也要綜合分析，政府部門不可草率行事，“一限了之”。

　　全國人大代表、呼吸道疾病專家鐘南山院士在兩會前夕就拋出“霧霾比非典更可怕”的警示語。他建議，改善空氣質量，亟待從降低汽車尾氣排放入手。

　　與“治霾”呼聲幾乎同樣強烈的是“治堵”。上海常住人口已有2300多萬，北京緊隨其后人口突破2000萬大關，廣州和深圳也是不折不扣的人口輸入型城市。一些城市如“攤大餅”般向外發展，中心城區交通極易堵塞甚至癱瘓，成為城市居民揮之不去的“陰影”。

　　來自京滬粵等地的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將提出一系列治堵的“加減法”策略，“加”的是城市公共交通的綜合容量和城郊新城建設的產業和生活配套，“減”的是參加競拍和搖號的車牌增幅，希望實現機動車總量的宏觀調控。

　　治理靠制度，干部要有“法商”

　　治療大城市病，制度設計必須先行。這已成為眾多代表委員的一項共識。

　　全國人大代表嚴誠忠分析，大城市病非中國所特有，世界各大城市的治理經驗，一般都是“制度先行”。比如交通擁堵，一個主要原因是交通承載力和車輛比例失調，解決擁堵問題，需要制定更科學有效的車輛分流方案。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王名認為，很多大城市病歸根到底是“大”引起的。全國上千萬常住人口的城市已有十幾個，嚴控大城市規模，通過法律和制度限制類似亂攤大餅的發展模式，才能從源頭上治療大城市病。

　　代表、委員對領導干部治理城市病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些委員認為，當城市發展面臨新一輪挑戰時，政府在改善法治環境等方面，僅僅做“加法”還不夠，還需要做“乘法”；領導干部在治理一座城市時，要有“智商”、“情商”，更要有“法商”，只有追求依法行政的“乘數效應”，才能根治城市頑疾，造福百姓。

　　蔡建國委員認為，政府若能從積極的角度來看待來自民間的環境訴求，建立更暢通的表達渠道，將有助于治理大城市病。從這一點看，城市病頻發的壓力，還可以產生倒逼地方政府部門改進工作作風、完善制度設計的作用。

　　全民參與，根治頑疾

　　當政府部門忙于治理城市病之際，老百姓是否就可袖手旁觀？

　　一些代表委員提出，政府公權力要“有所為、有所不為”，除了科學合理地動用行政資源，還要善于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參與城市頑疾治理。

　　王名委員說，今年春節，雖然PM2.5觀測值在短時間內還是攀高，但一些大城市燃放煙花爆竹的量已有所減少，說明通過“全民參與”來應對各種城市難點問題效果明顯，當民眾環保意識提高、政府措施得當，就會形成合力。

　　蔡建國委員建議，從創新社會管理的角度看，依法注冊的社會組織、第三方評估機構等也完全可以在城市治理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從而降低政府部門的高耗成本，改善目前一些地方“疲于奔命”的現狀。

　　全國人大代表朱列玉等認為，中國的大城市病不是“不治之癥”，在更加完備的法律法規和制度措施的框架下，讓老百姓更直接地從中受益，就能吸引更多人參與其中，為城市治理注入更多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