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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今年2月李天一等人涉嫌強奸案曝光以來，奪人眼球的詞匯一茬接一茬。如“輪流發生性關系”、“保護老藝術家”、“強奸陪酒女危害性小”等。其間，李天一的辯護律師、監護人和李家法律顧問，以及受害人楊女士的代理律師，加上圍觀的網民及部分學者等圍繞該案案情展開了一輪又一輪的討論。8月6日，李天一的母親夢鴿女士到公安機關報案，懇請警方對相關人員犯罪事實立案偵查。此等消息再次把李天一案推向新的輿論高潮。

　　不僅如此，8月8日，夢鴿還向媒體披露了其控告酒吧介紹賣淫的詳情。夢鴿稱，在酒吧包房里，楊某某不時用手撫摸其子等幾名未成年人的下體，進行挑逗。針對此事，受害人楊某某的律師田參軍在微博回應，稱李母無權向媒體披露控告的內容。李家的法律顧問蘭和在回答網友提問時還說：“目前看來，確實存在人為操弄輿論的問題。”

　　那么，究竟是誰在操弄輿論呢？不管是誰，操弄者無非是想通過輿論影響公眾，進而影響司法裁判。但在李天一案中，當事方口口聲聲稱，發布輿情是為了追求公正的裁判。夢鴿就多次強調，只想查明真相，如果兒子犯罪，絕不袒護。

　　無論輿論偏向哪一方，仔細分析各方觀點，它們對司法的影響力未必像有些人想像的那么大，這些人恐怕是想多了。

　　先看當事者的說法。如李家的律師、顧問和監護人堅持認為，被害人是酒吧女，李天一與受害人是賣淫嫖娼關系，有關酒吧人員承擔了強迫或者介紹的角色，而且，后者還借機實施敲詐勒索行為。至于夢鴿請求對本案公開審理，那本是一個法律明確規定的問題，法院也作了及時回應。而受害人楊女士和酒吧人員這邊，則根本不承認賣淫一說，他們認為，楊女士是常來酒吧喝酒，但這次是醉酒后被迫與李天一等多人發生性關系，楊女士本人還挨了打。事后與李家聯系和解事宜不屬敲詐勒索。看來，雙方的觀點集中鮮明，那就是李天一等人的行為是否違背楊女士的意志，而這正是有待司法機關重點查明的問題。在雙方公開所言，各執一詞的情況下，毫無疑問，司法機關只是依照法律，查明事實而已。至于法院最后作何判決，完全取決于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取決于《刑法》的規定，與外界的吆喝沒有多少關系。

　　再看圍觀者的觀點。其中，一部分觀點屬于偏激型，甚至夠得上語言暴力。在這些人腦中，有罪推定的思想根深蒂固，一旦有人涉罪被抓，任何有利于嫌疑人從輕的要素都可能遭到質疑。加上“富二代”、“官二代”現象在某種意義上增強了社會階層對抗的語境，一些有著弱勢自危心理者，就趁機拋出過激言論，發泄與案件無關的不滿。當前，種種貶低甚至謾罵李天一案嫌疑人的言語，就屬這一類。但這樣的言論，其本意不難甄別，怎么看也影響不了司法機關的裁判。而且，這樣的言論如果發展到侮辱、誹謗他人人格的程度，法律則是要追責的。

　　另有一些圍觀的觀點屬于參與案件討論型，不排除借機批評一頓。

　　在網絡信息時代，民眾對司法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更加強烈，行使起來也更為便利。但大多數民眾關注的還是這起案件的真相，關注的是該案的審判能否做到排除身份差異、抵擋權貴干擾、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對那些較為理性的意見，司法者不妨可以聽一聽，看一看。而對那些基于正義的情感，借機抨擊權貴勢力的言論，就當是一種言論自由好了。因為我們不能不承認，作為名人之后的犯罪嫌疑人本身就具有了特殊的權貴色彩。而且，名人靠公眾掌聲滋養，其理當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出了事就會付出不一般的代價。

　　不過，對發表個人看法的網民，不可動輒扣上“微博審判”、“輿論審判”的帽子。退一步講，就當他們把自己想像成法官又能如何呢？我想，這也是司法走群眾路線的一種方式吧。

　　另外，還有的學者針對該案，提出“強奸酒吧女危害性小”的命題，引發多方批評，可謂此次輿論戰的代表。對此類觀點，有人認為，“屬于被告人辯護人的正常表達，無可厚非，不可剝奪。”同樣地，批評這類觀點的意見不也是“正常表達”、“無可厚非”嗎？當然，學術之爭法理成分要多些，如若有的觀點最終為司法所吸取，那也不是“輿論審判”的效果，而是司法應有的理性選擇，是司法規律決定的。

　　馬克思曾言：“法官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在媒體令案情越來越公開透明的李天一案中，言論的交鋒與輿情的對峙，更能夠促使司法者保持中立，不敢越雷池半步。對于輿論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今天的司法者應該具備了訓練有素的應對能力。事實上，一些重大案件的實踐表明，司法對于輿論已經保持了越來越高的理性。從邱興華案到藥家鑫案是如此，從許霆案到吳虹飛案同樣如此。

　　當前，依法治國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基本共識。在法治社會，輿論就是輿論，司法就是司法。輿論重在監督，司法惟求公正。司法固然要顧及輿論，但司法決不能為輿情所左右。在某種意義上，“輿論審判”已經是個偽命題。建設法治社會需要更多的輿論力量，而不是堵天下人悠悠之口啊。

　　(作者系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