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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器官的移植問題，早已不僅僅以技術上的難題來呈現，更在社會倫理、捐獻和配給的規范上考驗著醫學界乃至全體社會。8月17日，國家衛計委印發《人體捐獻器官獲取與分配管理規定(試行)》。該《規定》顯示，省級衛生部門將負責在省內組建一個或多個獨立于醫院器官移植團隊的器官獲取組織(O PO )，負責捐獻器官的獲取；每一個捐獻出的人體器官，都必須接受計算機系統公平的自動分配。

　　用當下時髦的話來說，衛計委此番針對捐獻器官的分配問題做出的改革，采用的正是“大數據管理”的模式。通過對各省捐獻情況的統一數據采集，達到統一分配、監管的目的。縱向來看，不管這一改革是否最終能夠達到目的，但只要稍稍對此前中國捐獻器官采集和分配問題有過了解的人，都應該明白這一改革本身所具有的緊迫性。

　　按照衛計委人體器官移植臨床技術應用管理委員會主任黃潔夫在今年3月的說法，我國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主要使用死囚自愿捐獻器官作為尸體器官來源的國家，長期以來，超過90%的尸體器官源于死囚自愿捐獻器官。更重要的是，從2010年實施公民自愿去世后器官捐獻政策以來，只有1/3的捐獻器官進入已經運行的自動分配系統，還有2/3的比例存在各種人為干擾因素，這其中不排除器官買賣行為的存在。

　　今年兩會，中國已經鄭重承諾改變過去主要依靠死囚來獲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這無疑是一大進步。但與此同時，公民自愿去世后捐獻器官的采集和分配問題，卻依舊處于“各自為戰”的狀況，統一的監管、分配制度亟待建立。具體言之，這其中的問題包含三個大方面，即捐獻器官的采集過程、協調和保存過程，以及最后的分配過程。只有明確上述三個方面的規則，才能真正理順捐獻器官的事宜。

　　在采集方面，一個重要的問題在于，在公民自愿捐獻的情況下，如何確定死亡的標準，以免醫生為了提取器官而發生提前獲取器官的行為。據悉，衛計委為此已經委托了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制定中國的死亡標準，并培訓死亡判定的專家隊伍。關于死亡標準的討論歷來不乏紛爭，此番死亡標準的制定，想必也會在業內引發一次大討論。

　　其次是捐獻器官的協調、保存及其產生的成本支出。據統計，截止到今年7月，全國共有器官協調員203名，其中只有50名屬于紅會工作人員，其他人員都來自各地器官移植醫院。而在今后，紅會將退出這一協調組織，轉而由統一培訓，并由各省成立的獨立于醫院的區域性組織。除了協調人員的統一管理和協調組織的獨立性建設，有關此一過程產生的費用也值得深入探究，例如捐獻器官的獲取成本就需要一個有一定彈性標準的價格，以免除器官買賣的隱憂。

　　最后，關于捐獻器官的分配問題，理應恪守“給予最需要的患者”這一原則。即將執行的《規定》顯示，每一個捐獻出的人體器官，必須進入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綜合等待患者的病情、血型、年齡、地域的因素，接受公平的自動分配。而每一個被應用的器官，都需要記錄分配的全過程，保證每一例器官的可溯源性。對此，衛計委設計了一套自動報警系統，以避免糊涂賬的發生。

　　不難看出，衛計委對捐獻器官方面做出的改革動作足夠大，至少在政策層面有著深刻的體現。但捐獻器官的分配、協調問題，勢必要遭遇既有利益鏈的阻隔，如何重塑舊的利益鏈條，整合新的合乎規范擁有明確標準的執行過程，都需要在具體推廣層面下大力氣。當然，器官移植一直是一個不乏敏感問題的領域，包括死亡標準的確立、捐獻器官成本的定價乃至對捐獻者背后貧困家庭的資助，都需要接受專家與公眾的意見來確認。就此，我們也期待衛計委的此番改革，最終能夠一改捐獻器官領域混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