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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30歲按揭買了房子，在60歲退休的那一年終于還完了貸款，但為了養老，他在60歲的時候通過“反按揭”的方式，把房子賣給了金融機構，金融機構每個月給他一定的養老金，直至終老。

　　這就是實行“以房養老”模式后中國老人的人生軌跡。在國務院剛剛發布的《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金融機構要加快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開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試點。而這種“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也就是很多國家流行的“倒按揭”的以房養老模式。比如你買房子的時候做一個按揭，交了首付，然后每個月還房貸。以房養老就是一種倒按揭，保險機構或者金融機構按照一個評估值，每個月給你一定的養老錢，養老送終，最后房子的產權歸保險機構或者金融機構。這種模式在美國、日本、德國、加拿大都存在，但在任何一個國家，這樣的模式只是一個補充的非主流的養老模式，也完全是出于老人和金融機構的自主選擇，適合的人群非常少，也即“小眾”的養老方式，本不值得大驚小怪。但筆者關注到，這一次“以房養老”提出后，卻引發了民眾對現有的養老體系的極大不信任和焦慮，這很顯然是和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馳的。

　　“以房養老”之所以引發民眾的不安和焦慮，源于最近種種關于養老金的討論。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由于雙軌制、歷史欠賬、計劃生育導致的人口結構和老齡化趨勢的加快等原因，中國官方建立的養老金體系基本無法滿足國人的基本養老需求。在養老領域，中國的基本國情一是老年人口多，目前中國超過60歲的人口已經過2億，中國是目前全球唯一的老年人過億的國家，到2030年，中國的老年人口將超過4億，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中國養老的基本結構將是2個勞動力養活一個老人，這幾乎意味著，即使沒有歷史虧空和巨大的缺口，未來的基本養老體系也幾乎面臨崩潰；二是未富先老，人口結構和我們相似的日本，盡管老齡化程度和我們不相上下，但其作為高收入國家，在養老問題上的壓力遠小于中國。由于基本養老金的虧空，各界都在熱議解決之道。清華大學的楊燕綏教授提出了一個緩解養老金壓力的辦法，不是大家常說的延遲退休，而是延遲支付退休金。你可以50歲退休，但養老金卻只能從65歲開始領取。她建議這期間男的可以去做園丁，女的可以去干家政。

　　楊燕綏的建議，引發的是大家對未來養老金能不能支付的恐慌。在這個大背景下，提出“以房養老”引發的效果是一樣的：政府在養老方面的各種努力，主要的目的是否要推卸在養老方面的契約責任。而強制的養老金體系的必然內涵是，當一個人退休的時候，他就天然地有領取養老金的權利，在各種各樣的嘗試下，這種天然權利還有多大的保障？

　　應該說，政府的基本養老金和“以房養老”本不是一回事。基本養老是政府必須提供的公共產品，是政府給民眾的承諾和責任。而“以房養老”本質上卻是一種市場提供的“私人產品”，在中國也可認為是一種金融創新，是金融機構提供給有房的老人的一種金融產品，金融機構通過一定時間內定期支付給老人一定的金額，在老人去世后獲得老人住房的所有權。很顯然，這和政府的基本養老之間沒有任何替代關系，老人不管有沒有房子，不管是否選擇“以房養老”，都不能替代政府提供基本養老這個公共產品的責任。然而，在養老金面臨極大缺口的情況下，如果不能明確“以房養老”的性質，則只會打擊民眾對主流養老體系的信心。

　　筆者認為，美國也好，中國也好，在未來養老金的給付方面，都存在著給付不能的極大風險。正因為如此，才必須想方設法填補缺口，同時建立多元化的養老體系，推動養老產業的發展，以應對老齡化社會的來臨。但未來任何的應對之策，都應該是夯實政府的養老責任，而不是減輕或者逃避。不管是變賣國有股，還是在人口政策上積極調整，唯一不能采取的辦法是違約或者變相違約延期支付，這都會打擊民眾對未來的信心。如果政府明確，以房養老只是一個補充，并且在金融、稅收方面鼓勵金融機構進行嘗試，完善具體的制度細節，對于老人當然是一個好事，但如果嘗試的目的是替代公共養老體系，則很顯然，是距離正確的方向越來越遠。何況，回到現實，真正要嘗試以房養老，還有那么多的障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