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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全文發布，此前圍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個中內容的種種分析、揣測，一一得到印證。包括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啟動“單獨生二胎”政策、放松對金融市場的管制、讓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更公平競爭等數十項重大決策引得外界關注。《決定》涵蓋15個領域、60項具體任務，涉及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其重要性一如人民日報社論所說，描繪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藍圖、新愿景、新目標，合理布局了深化改革的戰略重點、優先順序、主攻方向、工作機制、推進方式和時間表、路線圖，匯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論斷、新舉措，形成了改革理論和政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

　　也正是這樣的改革強音，延續了執政黨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次“三中全會”要做重大決策的慣例，用社會生活諸領域已然確定無疑的改革步驟，給國民和社會以交待：改革是不可逆的，而且必須更全面、更深入地進行下去。

　　勞教存廢，舉國關注。2013年初，勞教制度改革的消息通過不同渠道傳遞，即便只是從改革、調整、暫停抑或“停止使用”等用詞上的焦灼，亦可看到勞教制度本身對整個中國社會的深重影響，依然揮之不去。公眾對勞教之弊的了解，經由一個又一個典型個案而加深。公民非經法定程序、無須法院裁決，就可以被剝奪人身自由數年之久，人們對這一制度運行現狀，從見怪不怪到無法容忍，正是公民權利覺醒、法治觀念普及的必然結果。

　　其實，長久以來，人們孜孜以念的，不僅是勞教制度的沉疴，更是在制度背后，一切違反法治原則的權力擴張必須得到警醒與羈束。因為，其所要回答并直面的，都是人本身，是社會成員能否充分地保有幸福、尊嚴與權利。

　　制度為了人，也必須回到人。以此為基點所展開的深化改革討論，對那些曾經不容置疑的政策措施，才有可能進行足夠理性的反思。比如計劃生育，是否放開“二胎”的討論在最近幾個月時間中反反復復、充滿波折。當討論引向深入，一項政策背后的民生百態在等待著政策的回應。社會老齡化程度，失獨家庭的數量及其生存境遇，已經不容再繼續忽視。有理由相信，“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這一對現行政策的調整，僅是“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開始而非結束。跳出既有觀念的束縛，擺脫部門利益的牽絆，政策應當且必須回歸人性，為人所服務，而非對人造成奴役，這是改革的初衷，也是改革的目的。

　　改革往深處去，終究會面臨“向我開炮”的嚴峻考驗。行政權力的“自我革命”，是更多政府職能的轉變，是簡政放權的諸項清單，是對泛行政化陰影的廓清，更是對權力運行機制、權力監督和制衡機制的徹底反省。司法改革的縱深推進，此番迎來系統性調整。“省以下法院和檢察院的人財物統一管理，并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改革所試圖解決的，是司法地方化的積弊。以往司法機關因人、財、物的受制于人而被地方權力機構所影響甚至操控，而今統一管理之后則需要警惕“人財物統一管理”與“垂直化管理”之間的界限與區別。司法回歸法律屬性，獨立行使司法職權，此處的獨立不僅包括與同級黨政機關的橫向獨立，還包括上下級司法機關(尤其是法院)的縱向獨立。司法改革千頭萬緒，積重但卻并非難返，而今所掀開的這一篇章，但愿成為全面回答社會對司法正義期待的開始。

　　我們需要的是怎樣的改革？一份改革的路線圖、時間表能否給人、給社會以最強大的信心，關鍵在于對“改革”本身的理解與共識，也包括對改革難度的清醒認知。改革項目可以林林總總、紛繁復雜，但改革的內核與目標卻從來清晰：對政府而言，是限權；對市場而言，是松綁；對公民而言，是賦權。1978年以來的幾代中國人，眼見社會生活的萬千變化，逐步建立起對改革話語的信奉。改革于這個轉型期的國家而言，不僅不可逆，而且再也容不得遲鈍、停滯和反復，執政黨用一份“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昭告著繼續改革的決心，同時也在做出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