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老教師陳起賢捐資助學耗盡畢生積蓄，讓人們景仰。記者 張茂 通訊員龍泉 攝

　　一個人可能會讓人們感動，卻很難讓人們景仰。感動或許容易，景仰卻是傳奇。　　　　 ———題記

　　陳瓊美緊緊握著父親的手，他枯腫的手掌心那最后一絲溫熱漸漸消失了。

　　11月21日13時13分，一位90歲高齡的老人在家鄉大坡鎮亭竹村靜靜地走了，彌留之際，他已無法言語和自主呼吸，他沒有對身后事有任何的囑托。

　　在省人民醫院住院1個多月的時間里，他帶著呼吸機，注射鎮靜劑，但凡清醒時，虛弱的他都不停地在念叨著“這里太貴了，我真想回到學校去……”；而在他昏睡的大多時間里，一批又一批熟悉或不熟悉的人來探望過他，沒有一個人不為之心酸：稀稀的發，額上的斑，緊蹙的眉，和那枯弱的身材。一生“壓榨”自己，他離去時最后的體重只剩下56斤。

　　無數的人們記住了這個為海南農村教育事業和貧困學子奉獻了一生的人民教師———陳起賢。

　　這位老人，在他78歲以后的生命里，靠餓著肚子，從牙縫里擠出錢，資助了100多名貧困學生。他收養孤女，捐資助學，建圖書館，設貧困大學生獎學金，一筆一筆攢下了52萬元人民幣，全部捐獻給了山村教育。可是，不是每一個走近他的人都能讀懂他：為什么在有保障的生活里，他讓自己幾近成了一個“乞丐”？為什么他留給自己的存折積蓄上只剩一個零……

　　一個人在哪里生存，就在哪里迸發，在哪里燃燒生命，陳起賢是這樣的人。

　　“以后我要為什么而活？”

　　墓碑前的沉默，讓他荒蕪的人生再度燃起了信念之火

　　10月18日這天，躺在省人民醫院重癥監護室里的陳起賢精神格外的好，遠在瓊海的兩個女兒潘少卿、潘少文來看他，陳起賢竟客氣地對女兒說，“謝謝，謝謝你們來看我。”潘少卿濕著眼眶告訴父親，“是感應和巧合嗎？89歲遠居瓊海的媽媽在您入院前一天，跌倒了，她病了。”

　　陳起賢什么也沒說，一滴淚從眼角滑落。

　　1923年，陳起賢出生在海口市大坡鎮亭竹村一個革命家庭，父親陳繼業是1920年代的大學生，回鄉后與馮白駒等毅然投入瓊崖革命斗爭的洪流，卻在1928年被反動派誘捕入獄，犧牲時年僅24歲，那一年，陳起賢不到5歲。

　　母親張瑞娥獨自撫養大了陳起賢，靠一雙布滿繭子割稻谷的雙手供他念完華南師范學院物理系，讓他成為了1950年代的大學生。

　　陳起賢小時候常問母親，“我爸爸去哪里了？”張瑞娥無聲地掉眼淚，說“不要問，你只要記住你爸爸的話，‘一定讓我的阿賢跟著我要革命的路走下去！’”

　　整整30年后，張瑞娥又被孫女問起了同樣的問題，“我爸爸去了哪里？”兒孫都沒有父親相伴的命運，讓張瑞娥的心像被刀割過，她沒有告訴陳瓊美，1958年春，因為家庭成分，陳起賢被錯判打成“右派”，發放到昌江石碌鐵礦教養所改造。

　　在漫長受盡挫折的歲月里，陳起賢的妻兒相繼受到牽累，為了保護好孩子，妻子潘翠菊被迫與之離婚，兩個小女兒改姓隨了母親離家而去。

　　1963年，已14歲的大女兒陳瓊美在田里干活，一個萎靡瘦削、蓬頭垢面的“老頭兒”在田邊望向她，陳瓊美已經認不出父親了，被遣返回家鄉繼續改造的陳起賢走過來擁抱著女兒，只說了句：“我的女兒都已經能割韭菜了啊……”便一哽一哽地在無邊的田野里放聲大哭了起來。

　　這是一個男人對屈辱命運的發泄嗎？還是6年來對老母親和女兒未盡天職的愧悔？陳瓊美說不清，她只記得，那是父親唯一一次放聲哭泣，從此，他的人生是沉默，直到1980年被平反。

　　1978年秋，國家恢復高考的第二年，同村在大坡中學任教的陳有許找到陳起賢，“叔，大坡中學現在急需老師輔導學生參加高考，學校黨支部商量后決定讓你去教書，跟我去學校吧！”

　　陳起賢的眼睛亮了，瞬時又黯淡下去，沒作答，反問了一句“我的成分，會不會連累你？”

　　“貧下中農里再找不到你這樣的大學生！”陳起賢得到鼓勵和肯定的答案后，怯怯地說，“如果黨相信我，那我就試試。”

　　躬身近20年在田間的荒蕪的心，有了光亮，陳起賢十分珍惜這簡陋的“三尺講臺”。

　　學生吳多穎記得，他是孩子眼中最“怪”的老頭兒。陳起賢白天給學生上物理課，夜晚備課卻都從11點開始到深夜。前半夜，他常在教學樓的走廊里瞄著，偷偷看孩子們上晚自習，如果哪一晚別的老師沒有來課堂輔導，他就快步走進去，對孩子們說“那今晚我再給你們講講物理好不好？”

　　他是那般地愛學校、愛孩子。

　　1986年他光榮退休了，可他心里很慌。他對已是大坡中學校長的陳有許說出了焦慮，“以前我就為這些孩子活，那以后我還為什么而活？”此時，像大坡中學這樣的鄉村學校依然簡陋貧弱，全校300多名學生，交不起幾十塊學雜費的有三分之一以上。

　　陳起賢踏上了回鄉之旅，他在打石嶺埋葬父母親的墓前再度沉默了。亭竹村，這個讓他悲傷又牽掛的地方，村里的孩子，有不少被催交著學費上不起學。他心難受，20年代和50年代的大學生，卻看著80年代的孩子念不起書，這不成！陳起賢對著墓碑下定了決心，“我后半生如果能再活20年，一半要為父親你而活，一半要為我的學生！”

　　陳起賢回到了學校，“有孩子要等著我的錢念書！”他每天這樣想著。

　　一顆質樸而純粹的心，雖無言，卻有了更為燦爛和熾熱！

　　“我恨不得拿命換孩子一個好前程”

　　一生對教育的傾囊捐助讓他感到無限的幸福

　　1986年新學期開學時，教室角落一把空著的椅子引起了陳起賢的注意。“謝玉雪為啥沒來？”

　　小姑娘的人生，在這一年遭遇了幾番變故：父母接連過世，唯一能供她吃上飯的大姐姐也患病離世，家里再拿不出一分錢了。

　　“讓小雪來學校一趟吧！”陳起賢讓班里的同學去找她，“讀書，人生才能有希望，孩子，不怕，回來念書吧，老師供你。”陳起賢親切看著這個學習成績很好的小姑娘。

　　在陳起賢的眼睛里，那一刻，謝玉雪看到了爸爸。

　　她用力點點頭，和其他困難學生一起，住進了陳起賢專門騰出伙房改造的小屋。

　　舊瓦房，一張簾子，四個平方，兩張床，擠著住下了一批又一批學生，貧寒卻溫暖，謝玉雪第一次感覺又有了家，她執意把自己的名字改了，跟了陳起賢的姓，叫陳弘，在心里，她認了陳起賢這個爸爸。

　　兩年后，陳弘以優異成績考取了南京機電學校，陳起賢樂壞了，他說，“我女兒厲害啊，能考出島才算好！”

　　在南京求學的日子里，陳弘每個月都能收到父親寄來的50塊錢生活費，她知道，這是她三個姐姐都“享受”不到的，只有她這個孤女，在父親心中的分量，最重。

　　無數個思鄉的夜里，陳弘把頭埋進父親給她寫來的一封封信，借著月光讀了一遍又一遍，“我的女兒啊，你還好嗎？生活費夠嗎？我惦記你……”

　　淚水，從眼里流出來。

　　父親的信，像一只溫暖有力的手，撫慰著孩子的孤獨，陳弘能感受到，一種滾燙的東西在心里，那是愛。

　　很多年后，陳弘的生活也遭遇過挫折。1999年，在國企下崗大潮中，她所在的海南鑄管廠倒閉了，陳起賢見到小女兒心疼地問：“弘，能挺得過去嗎？”陳弘把臉貼向老父親的手，映著淚花說，“能！我人生最難的時刻是14歲，您已經陪我走過了……”

　　一批批成績優異的孩子在陳起賢的小伙房里讀書、長大。受到陳起賢資助的學生越來越多。

　　從2003年至2009年7年的時間里，陳起賢從微薄工資中每年拿出5000元，獎勵大坡中學每個年級前五名的學生，對考上大學的貧困孩子，不用開口，他至少要塞給孩子1000元用作學費，他把每個貧困學生都當成了自己的兒女，他說，“窮家富路，我的孩子是去讀書，心，不能委屈了。”

　　可陳起賢對自己的生活，卻開始一點點“壓榨”，讓人看不過去。

　　陳起賢退休之后很少吃肉，他把每月生活費控制在50塊之內，最少的一個月只花了16元。他很愛吃豬肉粽子，可他自己包粽子從不放肉，平日里吃得最多的還是胡蘿卜。他不買衣服，至今最常穿的那套藍色運動服，是大女婿周海盛1987年去廣西出差時帶回的，他穿了28年，袖口、褲兜和膝蓋，破舊得薄薄蹭亮。退休那年，他狠狠心，把一直都抽的2塊錢一包的寶島煙也戒了，開始時難受，忍不住時就向別人借一根聞一下，再還回去。

　　2008、2009兩年，家住大坡鎮的陳春杏、陳春桃兩姐妹先后考上了海南大學和杭州師范大學，家里困難的姐妹倆為湊學費發愁，不知怎地，陳起賢知道了這事，他怕孩子擔心，一路小跑著上門，硬是把2000塊錢塞給了小姐妹的母親張玉桂，告訴她，“別說我給的，你這兩個孩子心善，脾氣倔，知道我條件不好，不肯收嘞！”。張玉桂流淚收下了。

　　春杏一直蒙在鼓里，但春桃還是知道了。春桃從母親手里接過錢時，手一直在抖，想著陳老師的貧困，像有什么東西堵在了心口，讓她說不出話來。

　　帶著陳起賢的心愿，春桃疊合著他走過的腳印，篤定地要當一名教師。畢業前，在浙大附中實習時，春桃給孩子們講了一堂生動的課，她說，“我有一位最摯愛的老師，在苦水里泡了一輩子，他把自己的生活難到了極致，卻用無聲告訴了我們什么是貧困中的生命價值。”春桃說她最堅定的心愿就是回到海南貧困的市縣，不會留在繁華的杭州，她的幸福，是要當一名光榮的農村教師。孩子們用力地為她鼓起了掌。

　　在陳起賢伙房小屋里住過的學生吳多穎，初中畢業后，考上了瓊臺師范專科學校，后被保送到海南師范學院。畢業那年，有很多機會留在城市，可他義無反顧回到了大坡中學教書，他說，“老校長陳有許教物理，陳起賢老師也教物理，我也是教學生物理課，有什么比這更幸福！”如今，他是大坡中學的校長。

　　在大坡福昌村，農民都說村委會副主任鄧獻東是整天泡在田洋里的人，是最靠得住的致富帶頭人。他是陳起賢1983年教過的學生。18年了，在坡地多、耕地少的福昌，他帶領農民從種胡椒、橡膠，到石榴、橘樹，讓農民收入一個臺階一個臺階的邁上去，他說，“當村官，我要是不能給大伙帶來啥，我沒臉見我的老師。”

　　還有受他資助過的在海南醫學院讀書的陳穎、在海南師范大學讀書的鄭仙倩……陳起賢一個孩子都沒忘記過，他對陳有許曾說過，“我過得是窮，可我心里舒暢，這些孩子一天天長大，都有報效祖國和家鄉的心，我打心眼里高興。”

　　陳起賢心里無上的幸福，都來自于那顆全意付出的金子般的心！

　　“這太貴了，我真想回學校去”

　　他將物質生活壓榨到極限，但卻將能量釋放到了最高度

　　2010年，在大坡中學操場上舉行的鎮教育促進會成立儀式上，一個場面鮮見卻動人：陳起賢高高地舉起了一個寫著10萬元捐款的牌子，他跟陳有許說，“我夠不上那捐款箱，你幫我把那錢都投進去！”人們震驚著：老校長投了一沓又一沓百元紅票子，不遠處舉牌子的老人牙都掉光了，卻咧開嘴笑著。

　　這不是陳起賢捐出的第一筆10萬元。

　　他的第一筆10萬元捐款，換來的是10年前蓋好的校園里的那所“繼業圖書館”。

　　2001年的一天，陳起賢找到時任校長陳有許，他小心翼翼地把一塊舊手帕一層層剝開，露出了一本存折。“你說說，建一座圖書館大概要多少錢？10萬塊夠不夠？我想給咱們學校捐建一所圖書館，孩子們想看看圖書太不容易了。”

　　陳有許愣了，10萬塊！這對一個只靠退休工資生活的老人來說，難道不是一個天文數字？他能給自己蓋座大房子。

　　“叔！”老校長依然親切如年輕時叫著阿公，“您70多歲了，要留錢給自己‘防身’懂嗎？”

　　陳起賢急了，“我攢了十幾年了，圖書館不光是孩子們的念想，也是我父親的心愿！孩子為買本好書要進一趟城，多難吶！圖書館一定要建的！”

　　“阿公鐵了心要捐10萬元。但當時，他存折上只有9萬7000元，他說他愿意打借條，讓學校預支3000元退休金給他，湊足這10萬塊，全捐給學校蓋圖書館。”1997年來到大坡中學的副校長沈強回憶說。

　　圖書館在那一年的夏天破土動工了，次年元月竣工。兩層嶄新樸素的樓房，陳起賢像迎接一個剛出生的嬰孩，給起了名字叫“繼業”。

　　從此，78歲的陳阿公又重新當起了義工，作圖書管理員，他每天早上6點去開門，把桌子抹得干干凈凈，晚上不管多晚，都等著最后一個孩子看完書才鎖門。他每年自己掏出2000元，讓孩子們挑選，購買新書。

　　而十年后的2010年，他又捐出10萬元；2011年再捐5萬元；2012年，連同社會各界愛心人士給陳阿公本人的捐助，他一并捐了出去，又是10萬元。

　　今年，阿公病發前，將存折上最后的10萬元捐出了。陳瓊美在筆記本上指給本報記者看每一筆記錄，這里，含了別人捐給父親的3.5萬元，連著退休金，他全捐了，他的存折余額是零。

　　陳起賢每一次捐款，都是為了孩子，可他對自己呢？

　　陳弘回大坡中學宿舍探望時，見到父親的樣子，她的心都快碎了：他把一天三頓飯并成了兩頓吃，早餐熬了白粥，沒有一點肉星，他伴著醬油吃完了；晚餐，胡蘿卜熬粥，幾口就咽了下去，他說話帶著喘，走路要扶著墻。見到女兒時，他正坐在伙房小板凳上劈著背回的柴生火，他哪里舍得用液化氣！

　　蒙了一層灰的樂口福、麥乳精、奶粉、麥片，他動都沒動過。

　　陳弘哭了，“你看你瘦的，我都快認不出了。” 陳起賢說，“好東西吃了會上癮，我不去碰，我覺得這樣挺好。”

　　阿公每天最幸福的時光，是從枕頭底下，掏出他的薄本子，記上一天花過幾毛錢的賬；點點鐵飯盒里又攢下的毛票，把這兩樣寶貝認真鄭重地放回枕頭下。

　　他有多年積勞成疾嚴重的肺氣腫，可卻極少去醫院。“太貴了”這三個字，幾乎是他對所有生活必需品的評價。

　　這一次，他又拖延了病情，一直執拗到了10月14日，直到陳有許把他抱上救護車的那一刻，他才無力地默許了。因為他聽到陳有許“嚴厲”地說，“去醫院！這是黨組織的決定！”

　　這一次，他沒能再睜開眼睛，挽住令人牽懷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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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別后的校園，教學樓前，白玉蘭樹依然蔥綠。滿臉淚痕的學生們說，“陳老師最像他自己親手種下的一株株白玉蘭，在哪里生存，就在哪里綻放。”孩子們還看見，在阿公簡陋宿舍的門前，小小綠芽正在拱出，新生命，就這樣生長在海南的又一個初冬。

　　這一刻，我們讀懂了陳起賢的心魂：那是一種愛和一顆癡癡的報國之心。他的愛，是荒灘砂土上拱出的綠；他的愛，是峭壁巖石上扎下的根；他的愛，是面對一切困苦艱難扛起的擔當，在時代面前，還有什么，比具有這樣英雄般的精神，更能讓一方鄉土薪火相傳、百煉重生？

　　陳起賢，無愧是萬千英雄中的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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