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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8日，河南省通報了杞縣、通許縣高考替考舞弊案件的處理意見，10名被替考考生，給予取消各科次考試成績、暫停參加各種國家教育考試3年的處理；對教育系統內相關涉案人員，也做出了相應的處分；對被替考考生5名擔任領導職務的家長給予撤銷職務處分，5名一般公職人員給予行政降級處分：對負有領導責任的兩縣教體局長、副局長和兩縣分管領導也做出了處理。（7月9日新華網）
　　
　　筆者與眾多網友的意見一樣，認為處理偏輕，難以起到震懾作用。尤其令人困惑的是，通報居然沒披露被處理者的姓名，這樣的處理能說是“嚴肅”嗎？譬如那5位家長。案發后，公眾迫切想知道5名擔任領導職務的家長姓甚名誰，在何處高就，擔任何官職，但當局在調查過程中一直替他們保密，直至宣布處理結果，仍為他們保密，這也太手下留情了吧？
　　
　　當局不公開5名家長的身份、官職和名字，其中必有蹊蹺。這么做自然會讓人產生這樣的聯想：當局是在為他們預留后路，為他們有朝一日復出或異地為官預做鋪墊。現在迫于輿論壓力，不得已撤了他們的職，但只要名聲沒搞臭，外界就無從監督，到時即便東山再起也神不知鬼不覺。
　　
　　這么一樁舉國關注的通天大案，豈能不讓全國民眾知道作弊者何許人也，被處理者的身份、姓名？這種遮遮掩掩、躲躲閃閃的處理通報無“嚴肅”可言，更像是在糊弄公眾。
　　
　　由此我更加坐實一點，即此次處理實為高高舉起輕輕落下。處理結果不僅對作弊者沒起到應有的懲戒作用，而且對潛在舞弊者的震懾作用也很有限。
　　
　　如此我們不難找到高考作弊案何以年年都要上演的根源所在，那就是處罰不到位，懲處力度不夠。不能說，高考制度不嚴密，監考（包括懲處）條例不嚴格，考風考紀教育不重視，但由于這些年各地對暴露出來的作弊案處理不嚴肅，對當事人尤其是負有領導責任的官員懲處偏輕，助長了高考的作弊現象。
　　
　　眾所周知，晚清政府很腐敗，但不能不承認當時的科舉考試還是較干凈，這得益于清政府制定的針對科場作弊的嚴刑峻法。以魯迅祖父周福清為例。1894年，浙江舉行鄉試，周家的五戶親友均有人應試，他們打探到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同榜進士，便湊了銀錢一萬兩，懇求他去賄賂考官，以求中舉。周也想借此圓兒子的舉人夢，遂給殷如璋寫親筆信一封，內附銀票一萬兩。事情敗露后，周被緝拿歸案。雖然其行賄未成，且有自首情節，但光緒皇帝仍下了一道諭旨：“周福清著改為斬監候，秋后處決，以肅法紀而儆效尤。”后來算他命大，沒被處決，坐了6年牢，放出來了。從此家道就衰落了。
　　
　　那5位被替考考生家長所犯之事與周福清類似，都是想用錢去打通關節，不過性質更惡劣，案發后也無自首情節，但只得到一個撤職處分，免除了牢獄之災不說，連姓名都不通報，這樣的處理結果顯然難以服眾。
　　
　　同樣，對負有領導責任的幾位校長、副局長、局長、副縣長的處分大多是黨內警告處分、行政記過處分，最重的也就是撤職處分，而且無一例外都不點名。
　　
　　要維護高考的嚴肅性和公平性，首先必須加大從嚴懲處力度，黨紀政紀處分要有，但更要有刑事處罰，非如此就不能達到震懾和以儆效尤的目的。
　　
　　文/王學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