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今天的一篇刊文角度獨特，將近日落馬的武長順與王立軍進行了對比，兩名公安局長讓人‘大開眼界’的是：在任期間，原天津市公安局長武長順發明及領銜發明了35項專利，原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則獲得專利總共254個，平均每1.7天申請一個專利，甚至包括吃火鍋的特殊用具。

　　文章表示，"官員當然可以搞發明創造，但不能憑借權力，借專利為自己牟私利"。

　　有學者則更尖銳的稱之為“專利腐敗”，其流程為：官員以個人或分管領域團隊的名義“搞出”技術發明，并申請專利，通過掌握的行政資源疏通關系，快速獲批，隨后將名下專利以許可使用或轉讓方式授權給從事本領域相關業務的公司。

　　其實，官員們的愛好成為腐敗溫床，也很容易理解，在中國的體制之下，握有權力之人，往往會成為各路人士競相追逐的對象，生死愛欲、鬼神蒼生這些問題，在他們那里，會因為權力帶來的不安定感而變得更加突出，人性的脆弱之處，就是各路人士尋求權力突破之手段。

　　所以，約束官員的特殊愛好，并不是干涉官員的私生活，而是中國官員所應該具有的起碼的政治道德。因為在中國的官場文化之下，上行下效的問題非常突出，當然有一些正常的愛好，大家效仿還是很好的；但是那些破費巨大、隱含利益交換的“特殊愛好”，還是沒有的好。唯有如此，在一個制度約束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才能真正讓官員“獨善其身”。

　　科研

　　“好”學術乃官員為自己鍍金之一大法寶。

　　2012年9月落馬的重慶市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的公開簡歷顯示，他曾獲得專利多達254個，其中有211個是2011年一年之內申請的。“王局長”以平均每1.7天申請一個專利的“超高效率”，書寫了“科研達人”的“瘋狂成就史”。

　　王的發明還頗為“俏皮”，除了本專業領域的發明，既出現了“原發性腦干損傷撞擊機”等高精尖的科技產品，也有吃火鍋的特殊用具等內容。據媒體報道，這些專利也是獲利尋租的渠道之一。

　　作為一個連大學都沒讀過的人，王立軍卻坦然地兼任大約二十個大學的客座教授，王立軍在大學演講時，熱衷于旁征博引，常以大哲學家“蘇亞白” 起言，而歷史上實在查無此人，據推測，“蘇亞白”最可能是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的合稱。“立軍教授”還宣稱自己發表了多篇學術論文，擁有法庭科學專家、法醫專家、刑偵專家等多個頭銜。

　　而與王立軍同行的天津市原公安局長武長順也“不甘下風”，擔任了18個大學、研究機構的教授、研究員。工作之余，武長順還忙于在各種學術期刊上露臉。 2005年前后，武長順在《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中國工程機械學報》等專業期刊上發表了不少文章。

　　隨著調查深入，武長順的一些“特殊愛好”浮上水面。媒體報道他擁有35項專利，一個公安局長有35項專利，實在令人驚嘆。除了一件胖男孩懷抱金魚造型的擺飾品外，武長順其余34項發明，都與警務工作相關。

　　不過，武、王二人可不癡迷科研，而是想方設法將其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武長順很多專利的專利權歸屬天津華海、天津金盾等間接具有“公安血統”的企業，而這幾家公司也是天津市公安局、下屬分局、交管局及其下屬支隊等單位項目招標時的中標大戶。中國政府采購網公布的上述企業中標記錄中，有很多項都是單一來源采購。

　　而王立軍的專利同樣被大量用于重慶公安系統。據了解，當地媒體曾大量宣傳他為女警官設計的鮮紅色風雨衣。他的另一項專利——配有筆記本電腦和全球定位系統的交警戶外工作站，也被當時重慶警方高調推廣。

　　看戲

　　在落馬的高官中，對文藝事業有特殊愛好者不在少數。其中，尤以最近被集中曝出的山西官場最為突出。

　　2014年6月，時任山西政協副主席令政策被查，其對文藝事業相當癡迷。除了親自擔任電視劇出品人之外，還時常走訪文藝重地。據《山西日報》報道，2010年，到訪北京798藝術區，走訪了橋藝術中心和百年印象；2012年到山西蒲縣調研時，令政策一時興起，題寫了“云高意遠、蒼勁映輝”。

　　在其擔任山西政協副主席期間，還先后觀看過《山西隨想》《粉墨春秋》《蘇武牧羊》《守望》等劇目，還參加過一系列畫展，《懷文畫牛》展、《章太炎·姚奠中師生書藝展》……

　　同樣仕途達于正部級的山西官員申維辰，他曾和令政策共同擔任《決戰太原》的出品人，出席開幕式并觀看了影片。據《財經》雜志此前報道，當地官場評價申維辰：“賣了許多地，拍了一部戲，睡了一群女人”。申維辰在山西省委宣傳部部長任上，拍過很多戲，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電視劇《喬家大院》和話劇《立秋》。根據山西當地媒體的報道，申維辰在其任內，對演藝工作參與極多，時常親自到場慰問關懷。

　　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著申維辰對演藝事業的熱愛，山西原首富張新明曾一次出資500萬，資助一位和申維辰有關系的女演員開演唱會。

　　從公開報道看，令政策、申維辰對文藝工作是相對癡迷的。不過，據當西當地官員透露，令政策對文化顯得特別“理想主義”，但相比于申維辰，他并不太懂文化。

　　其實說到搞文藝工作，落馬高官之中，重慶市原市委書記薄熙來影響最大，他曾在重慶掀起唱紅運動，并且，從當時《重慶日報》的公開報道來看，凡是薄熙來參加的文藝晚會，最后一曲基本上都是薄熙來領唱《歌唱祖國》或《我和我的祖國》。

　　只是，這些落馬高官的文藝愛好和文藝事業，在其落馬后恐只能“自斟自酌”了。

　　信神

　　“不問蒼生問鬼神”，這是當代部分落馬高官時興的“錯愛”。

　　根據此前中紀委的通報，李春城因為濫用職權進行封建迷信活動，造成國家財政資金巨額損失等問題構成嚴重違紀違法并涉嫌犯罪。其具體表現為，李春城聽信風水先生之言，將家里老人墳墓遷往成都都江堰，聘請風水先生做道場等花費千萬。此外，四川當地官員透露，2006年成都市新天府廣場時，李春城選用“太極八卦圖”，推翻原全球招標法國設計師形成的方案，只因為“他認為太極方案能給他帶來好運勢”。

　　周永康和李春城有著同樣的偏好。1990年代周永康在北京時，曾請一老和尚看相，老和尚稱其面相是好的，但做干部之后，到目前都是副職，是祖墳有問題。周永康為此數次打電話，叮囑弟弟修墳。2009年秋天，周家祖墓突然發現被人挖了洞，為消災免禍，周家人和一名部隊上的領導出面，特地請了無錫當地一位老和尚做了法事。并且，據騰訊財經報道，周永康極其倚重“大師”曹林，并引為臂膀，將將要提拔或重用的人，托請曹林相面，以確保此人可用。

　　此前落馬的鐵道部原部長劉志軍迷信得更加突出，根據已經公開披露的情況，劉志軍長期燒香拜佛；一些鐵道部重點項目的開工竣工，他都會請“大師”擇黃道吉日、吉時；劉還是氣功大師王林的鐵桿粉絲，王林曾對劉志軍說要幫他辦公室弄一塊靠山石，“保你一輩子不倒”。

　　部分官員迷信風水，從側面印證了這些官員的群體性不安。這些官員以期借助神秘力量改變命運，填補內心的空虛，撫平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感，寄望于從玄奧的力量尋得抵達的捷徑。

　　落馬官員如此，一些在位或退休官員恐也不能免俗，尤其是層級較低的地方官員，其個人癖好更是毫無遮掩，絲毫沒有文化素質可言，但還要強行附庸風雅，其丟人之慘狀，足以寫一本新時代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中國經過百余年的現代進程，但是我們在規制官員行為的方法上，恐怕還有所退化。建議官員們都閱讀一下晚清最后一位皇帝傅儀的《我的前半生》，其中就特別提到清代皇帝用膳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吃菜不許過三匙”，意為皇帝吃任何一道菜，都不能超過三次動筷，以免其他人知道皇帝的喜好，引發宮廷內外爭相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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