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示好中國是客觀因素使然，具有一定的“受迫性”，并不代表安倍主觀上將從此前的對華強硬立場后退。

　　9月29日，日本召開本年度國會臨時會議，安倍在會上發表施政演說，稱為了在中日兩國間建立穩定友好的關系，希望能盡快實現首腦會談，通過對話發展戰略互惠關系。

　　自安倍上臺以來，渲染“中國威脅論”幾成慣例，幾度提出舉行中日首腦會晤，也是為了顯示中日失和、無法舉行高層會談的責任不在日方。此次在國會場合，安倍罕見地放低身段，沒有提及“中國威脅論”，反而強調“中日友好的重要性”，真實含義是什么？是否意味著其執政立場發生了變化？

　　安倍示好中國，有時間因素在起作用。11月，APEC峰會將在北京舉行，在峰會期間實現中日首腦會晤，是安倍內閣近期的外交目標之一。為此，日本已提前開啟溝通管道。安倍之所以設定這樣的外交議程，原因在于無法與中國領導人舉行正式會談，已成為其外交失

　　分的標志。在安倍任內，中日關系降到兩國建交以來最低點，安倍難辭其咎。如果兩國能舉行首腦會談，安倍就可贏回分數。

　　安倍示好中國，還有經濟因素在起作用。安倍上臺以來，通過量化寬松、財政刺激、刺激民間投資這“三支箭”，日本經濟一度似有重振跡象，市場交投活躍。但今年以來，安倍經濟學的刺激作用迅速衰減，今年二季度經濟突然衰落。日本內閣府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日本二季度GDP同比僅增長0.4%。個人消費降到零增長，導致內需對GDP的貢獻由正轉負。在無限刺激的政策背景下取得這樣的數據，表明安倍經濟學開始失效。提振日本經濟，必須更多地依賴出口市場。但是，由于中日關系降到冰點，日本產品在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中國的占有份額也在下降。失去中國市場的支撐，日本經濟可能進一步下滑。在這種情況下，緩和中日關系，穩定日本出口市場，保持安倍經濟學的效應，是最好的選擇。如果安倍經濟學真的失效，安倍內閣的支持率將面臨嚴峻挑戰。

　　由此可以看出，安倍示好中國是客觀因素使然，具有一定的“受迫性”，并不代表安倍主觀上將從此前的對華強硬立場后退。事實上，在接受國會質詢時，安倍仍對解禁日本集體自衛權作了辯護。正是基于圍繞解禁集體自衛權，安倍內閣上臺后實施了一系列挑戰二戰后國際秩序，傷害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國家民眾感情的措施。近期，通過密集外交，安倍還試圖在日美安保條約之外，搭建復合型安全體系以遏制中國。

　　僅憑口頭言辭的變化，無法得出安倍對華政策轉變的結論，也無法真正改善兩國關系，為實現雙邊峰會創造條件。就此而言，安倍顯示的誠意還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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