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近日發布《2014至2015年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該研究報告顯示,2014年是中國大改革與大調整拉開序幕的一年,也是中國宏觀經濟沿著新常態軌跡持續發展的一年。一方面,GDP增速等宏觀參數在外需疲軟、內需持續回落、房地產周期性調整等力量的作用下持續回落;另一方面,經濟結構在消費升級、不平衡逆轉以及政策調整的作用下出現較大幅度的調整,結構參數的良性調整、總體價格水平保持相對穩定以及就業狀況的持續穩定,給2014年的宏觀經濟增加了亮色。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新常態不僅延續了以往幾年的4大典型特征,同時呈現出一系列新現象和新模式,很多參數開始出現超預期調整。這可能標志著中國宏觀經濟新常態開始步入攻堅期。

　　2015年將是中國大改革與大調整全面展開的一年,它將延續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邏輯,使新常態的4大典型特征進一步持續;但在改革力度全面提升、房地產周期調整進一步加大、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等因素的作用下,2015年中國宏觀經濟將面臨6大挑戰和變化。這決定了2015年中國宏觀經濟必須在全面推進改革與調整的同時,加大底線管理的力度。

　　宏觀經濟的四個典型特征

　　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最為典型的特征就是延續了2010年以來典型的“新常態”模式,這集中反映在以下4個方面:

　　(一)在GDP增速逐季回落過程中,價格總水平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

　　這表明目前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不僅來源于需求的疲軟,同時也來源于潛在增長能力的下滑,潛在GDP增速的下滑是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內在原因之一。

　　中國經濟將告別高速增長期,逐步進入中高速增長。在這個邁進的過程中,必將產生幾大現象:第一,經濟增速的換擋不是一個短暫的過程,而是一個不斷培育新增長點和新增長模式的過程,因此是一個中長期的過程,這需要足夠的耐心;第二,經濟增速很強的下滑將是常態,但由于各種參數調整的速度具有不確定性,因此潛在增速回落的幅度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這將給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確定帶來巨大的挑戰;第三,尋找和構建新的增長點將是未來幾年改革和調整的核心,新一輪改革紅利、新一輪人力資本紅利、后工業化紅利以及產業升級紅利,將需要大改革和大調整來構建,因此,在GDP增速回落進程中參數變化并不是線性的,它往往會在“大破大立”的構建中出現跳躍性變化。

　　(二)在GDP增速與工業增加值增速持續回落的同時,就業狀況保持較為良好態勢。這表明中國就業已經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而發生明顯的質變,同時也表明中國的菲利普斯曲線在結構變異中發生漂移,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約束函數已發生重大調整。

　　中國人民大學團隊依據2013至2014年的各類參數,在假定線性變化的前提下進行測算,在現有勞動力供給的狀況下,要保證就業水平相對穩定,GDP只要達到7%即可。

　　(三)7大類結構參數開始發生較大的變化,中國結構大調整的時代已開啟。

　　1.需求結構持續發生重大調整,在資本形成貢獻率回落的同時,消費貢獻率保持穩定,內外需的結構開始向相對合理狀況邁進。

　　2.國民經濟的總儲蓄與總消費結構發生結構性變化,總消費率開始穩定地超過總儲蓄率。這表明中國消費驅動的持續性力量開始形成。

　　3.貿易品與非貿易品、工業品與服務在內部需求結構調整和外部不平衡逆轉等因素的同時作用下,發生了明顯的景氣分化、相對價格調整和結構變化。

　　4.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不僅標志著中國總體勞動力供需狀況發生變化,同時也意味著勞動力就業與工資結構也必將發生重大調整。

　　5.金融結構在金融創新和監管套利等多重因素的推動下持續發生調整。這主要體現在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總量的大幅度下降。

　　6.區域結構也正在發生十分快速的變化,無論是消費、投資、出口都在向中西部轉移。這集中體現在區域GDP增速在持續回落中出現分化。

　　7.在低端就業階層的工資增速持續提升的作用下,收入分配結構有所改善。收入結構的改善對于中國社會結構的改善和需求結構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四)前期刺激性政策的后遺癥依然嚴重。中國宏觀經濟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將面臨流動性泛濫、債務水平居高不下、“產能過剩”等問題的困擾,經濟潛在系統性風險難以在短期化解。

　　值得關注的四大變化

　　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還呈現出很多值得關注的新力量和新因素。這些新力量和新因素的出現,可能標志著中國宏觀經濟“新常態”步入新的階段。

　　(一)2014年房地產市場的周期性逆轉是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新因素。未來幾年中,房地產周期性調整成為左右中國宏觀經濟“新常態”的重要變量。

　　(二)大改革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的推動下全面拉開序幕,已對傳統資源配置的政治經濟運行模式帶來了巨大震動。這是中國經濟擺脫“新常態”,走向新增長模式的關鍵。大改革的力度和路徑將左右未來“新常態”持續的時間和變化的幅度。

　　(三)政府一直在倡導的“去杠桿”在2014年開始步入實質性階段,初見成效。各種金融杠桿的回落將成為未來“新常態”的新內容。

　　(四)“微刺激”雖然常態化,但政策效果卻出現遞減的跡象。宏觀經濟政策調控在“穩增長”中實施的傳導機制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利用“大改革”來重構宏觀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已經成為未來的核心。

　　2015年,經濟轉型承上啟下關鍵年

　　2015年至2017年將是宏觀經濟運行的艱難期和下階段經濟增長點的培育期,2015年房地產調整的幅度依然在可控區間之中,中國外部不平衡的調整觸底回升,地方投資將面臨更大的下行壓力,部分國有企業、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以及小微企業將面臨盈利能力下滑幅度超過其承受能力的沖擊,金融改革將與“強監管”一起來推動中國“去杠桿化”,中國整體性通貨緊縮的壓力加大,“強監管”+“定向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常態化的微刺激”將在2015年進一步實施

　　2015年將是中國大改革與大調整全面推進的關鍵年,也是中國經濟新常態全面步入“攻堅期”的一年。新常態的4個典型特征將進一步持續,2014年出現的4大新因素還將進一步擴張,宏觀經濟將面臨更大的沖擊,各類參數可能出現更多的變異和超預期的變化。增速的持續下滑、結構的持續調整、房地產進一步的周期調整以及改革力度的全面提升,決定了2015年不僅是中國經濟轉型承上啟下的關鍵年,也是新常態中最艱難的一年。

　　1.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的引領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將按照時間表全面展開經濟領域的大改革,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將對傳統的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模式帶來深度沖擊。2015年至2017年是宏觀經濟運行的艱難期和下階段經濟增長點的培育期。

　　2.房地產將在政策常態化之后步入全面調整期,其調整的路徑和幅度將成為2015年宏觀經濟景氣的焦點。但由于房地產參數沒有全面惡化,房地產政策的調整空間依然較大,2015年房地產調整的幅度依然在可控區間之中。

　　3.“新平庸(New Mediocre)”與“大停滯(New Secular Stagnation)”的世界經濟格局將有輕度改善,從而成為中國經濟增速穩定的基礎,并使中國外部不平衡的調整觸底回升。但相對低迷的出口增速依然將對內部不平衡的調整帶來持續壓力。

　　4.地方政府在新《預算法》實施、財稅體制改革全面啟動、地方融資平臺調整和剝離、土地市場低迷以及考評體系進一步改革等因素的作用下將面臨進一步的財政壓力,地方投資將面臨更大的下行壓力。

　　5.部分國有企業、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以及小微企業將面臨盈利能力下滑幅度超過其承受能力的沖擊,傳統意義上的“國有企業困境”、“銀行呆壞賬上升”、“失業問題顯化”以及“第三產業景氣狀況的下滑”將在新常態的新階段出現。

　　6.金融改革將與“強監管”一起來推動我國經濟“去杠桿化”,資本市場的改革和利率市場化的全面推進,不僅對于宏觀經濟景氣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同時也是我國經濟“去杠桿化”得以推進的關鍵。

　　7.投資下滑幅度的加大、消費的持續疲軟、去杠桿和去產能的進一步實施,以及輸入性通貨緊縮的壓力進一步強化,不僅將導致2015年GDP增速的回落,同時使中國整體性通貨緊縮的壓力加大。

　　8.“強監管”+“定向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常態化的微刺激”將在2015年進一步實施。改革的順序對于宏觀經濟的短期運行依然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在2014年GDP持續回落的基礎上,2015年GDP增速將進一步下滑。預計2014年GDP增速為7.41%,2015年GDP增速為7.18%,經濟回落幅度達到0.23個百分點,較2014年的0.26個百分點有所收窄。

　　政策建議

　　2015年將延續2014年新常態的運行邏輯,但“大改革”與“大調整”的全面展開,將使2015年面臨新的挑戰和變化。因此,宏觀經濟政策一方面要配合改革方案的全面實施,不宜采取強刺激;但另一方面也需要針對一些風險點和變異點,采取相應政策預案,強化底線管理,適度調整宏觀政策的定位。

　　第一,宏觀經濟政策依然應當采取“均衡取向”,而不宜采取“唯增長”或“唯改革”的取向。2015年政府的目標應當是在堅守底線管理的同時,全力推進2014年已經開啟的“大改革”與“大調整”,同時對于可能出現的挑戰和變異點作出充分的政策預案。

　　第二,積極破除各種“數字教條”,一方面不宜過分看重傳統宏觀經濟目標的設定,另一方面也不宜過度大幅度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目標,而應當在不斷試探底線的過程中來逐步修正各種政策變量。

　　第三,要防止把“均衡取向”等同于“中庸取向”,尤其要防止利用“穩增長”的借口使改革和調整流于形式。“均衡取向”的本質是在強調底線管理基礎上的“改革取向”。

　　第四,“改革取向”在底線管理約束下還必須強調改革的邏輯。不同改革的順序和組合所帶來的宏觀經濟效應是不同的,對于底線管理的沖擊是不同的,所需要的宏觀經濟政策配合也是不一樣的。

　　第五,為配合財稅體制改革,積極的政策取向是2015年財政政策的定位。加快推廣PPP(公私合作)和市政債等公共基礎設施融資模式,通過引入社會資本,在利益共享和風險共擔的基礎上,緩解城鎮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增加與債務高企所引起的融資能力下降間的矛盾。

　　第六,“穩投資”在2015年宏觀經濟政策定位中十分重要。一方面要關注房地產投資和制造業投資下滑的情況,并適度加強以基礎設施為主的公共投資的力度,但另一方面必須轉化投資的主體和投資的領域。一是應當進一步出臺促進民間投資的各類政策;二是公共投資應當強化在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

　　第七,為了防止消費下滑,進一步出臺各類新促進消費的政策十分必要。通過補貼和轉移支付等方式保證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相對穩定,通過提高公務員工資來推動中國居民收入占比同等重要。

　　第八,通過“社會政策托底”,從根本上提高社會對經濟增速下滑的容忍度、降低社會對刺激政策的依賴。

　　(文章來源：經濟日報 報告執筆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 劉元春 閆 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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