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比，記者發現呼格吉勒圖案的國家賠償數額已破紀錄，特別是百萬精神損害撫慰金。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京市尚權律師事務所刑辯律師毛立新認為，這對類似冤案的賠償肯定會有示范和指導意義。此外，毛立新對冤案的賠償問題進行分析，建議強化問責、細化制度。

　　呼格吉勒圖案之分析

　　分析1

　　精神損害賠償差距大

　　滕興善和呼格吉勒圖都是因冤案已經被執行死刑的人，兩人家屬獲得的國家賠償金一個是66萬元，一個是205萬余元。數額為何差距這么大？毛立新指出，主要差在精神損害撫慰金。

　　毛立新說，按照《國家賠償法》第33條和第34條第3款規定，因冤案死亡的，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總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20倍。

　　還有冤案當事人死亡之前，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賠償金，每日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這兩部分都規定得很明確，沒有變通余地。”

　　滕興善案是在2006年左右申請國家賠償，呼格吉勒圖是在2014年，兩案對應的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數額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兩者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時間也不相同。因此，滕興善案這兩部分的賠償金只有幾十萬元，呼格吉勒圖已經是100多萬元。

　　毛立新指出，呼格吉勒圖案獲賠的精神損害撫慰金有100萬元，這是2010年《國家賠償法》修訂后才增加的規定，而2006年的滕興善案賠償金沒有這一部分。“2010年以前的國家賠償很少能有上百萬的，原因就是沒有精神損害賠償。”

　　分析2

　　百萬精神損害金還低

　　對于精神損害賠償的標準，毛立新指出，2014年10月，最高法院對精神損害撫慰金數額作出規定，即原則上不超過依照國家賠償法第33條、第34條所確定的人身自由賠償金、生命健康賠償金總額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

　　毛立新指出，呼格吉勒圖案件的100萬元精神損害賠償，是一個比較明顯的突破，超過了之前任何冤案的賠償數額。“浙江叔侄案每人獲得45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是之前最高紀錄。其他的案件一般賠個10萬、20萬。”

　　毛立新認為，最高法司法解釋用的是“原則上不超過”，沒有限制數額，超出其規定也是合法、合理的。“呼格吉勒圖案畢竟人已經被執行死刑了，100萬精神賠償雖然比以前高，但總體而言也不算太高。一條人命很難說用多少錢來賠。我覺得相對于一條人命，100萬的精神賠償還是低了點。”

　　毛立新同時說，參照國外和我國臺灣，一條人命賠償200多萬，是法治國家比較低的標準。他認為，此數額刷新了紀錄，樹立了新的標桿，對于將來類似冤案的賠償肯定有示范和指導意義。

　　分析3

　　補助是地方財政照顧

　　針對因冤案被錯誤關押和因冤案死亡的國家賠償標準的區別問題，毛立新指出，按照《國家賠償法》規定，二者都有限制人身自由賠償金。

　　區別在于，被錯誤關押造成身體傷害的，應當支付醫療費、護理費，以及賠償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部分或者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應當支付醫療費、護理費、殘疾生活輔助具費、康復費等因殘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繼續治療所必需的費用，以及殘疾賠償金。

　　因冤案造成死亡的，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對死者生前扶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還應當支付生活費。

　　上述賠償項目中，部分也與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有關。毛立新指出，每起案件的情況不同，申請賠償的時間不同，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也在變化，且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標準沒有統一，因此最終的數額也不同，差距甚至會很大。

　　毛立新還指出，有些地方，對于冤案當事人，在法律規定的國家賠償金以外，還以生活補助的方式給予了一些錢款。比如，趙作海拿到的65萬元中包括15萬生活困難補助費。“這是地方財政給予的照顧，原因還是國家賠償數額上不去。國家賠償數額上去了，就沒有必要給困難補助了。”

　　分析4

　　追償責任人應出細則

　　毛立新認為，國家賠償款其實都不應該由國家財政買單。“《國家賠償法》第31條規定，賠償義務機關賠償后，應當向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責任人追償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比如工作人員在處理案件中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毛立新指出，該追償條款這么多年一直沒有實施過。“追償的前提是問責，但很多冤案基本就沒有認真問責過。責任本身不明確、不清楚，向誰追償呢？”

　　毛立新認為，現在有些案件，不是檢察官、法官個人能定的。從公安到檢察院再到法院，很多是集體決策。案件出了問題，參與決策的人沒有人站出來承擔責任，“除了刑訊逼供能找到具體責任人，整個辦案經過很難找到具體責任人。集體負責就是沒有人負責”。

　　“責任落實了，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才談得上追償。”毛立新建議對于追償的問題出臺細則。

　　分析5

　　經營損失沒索賠依據

　　對于企業家被錯誤關押導致企業經營性損失的賠償問題，毛立新認為，目前還沒有法律依據，按照《國家賠償法》規定也是不賠的。

　　他介紹說，有不少案件都涉及這個問題，有的企業家在被錯誤關押后申請幾個億的國家賠償。從最高法前兩天公布的國家賠償指導案例來看，企業經營性損失沒有獲得支持。除非在這一過程中，涉及其他人的民事責任，可以提起民事訴訟。即便是有人故意違法辦案，故意辦錯案，都沒有直接的法律規定可以請求相關責任人賠償，“畢竟不是直接的侵權行為”。

　　毛立新指出，公安部、最高檢出臺過規定，對涉嫌犯罪的企業家采取強制措施要慎重，畢竟貿然采取強制措施會帶來很大社會和經濟上的問題。依法辦案，防止抓錯人，是討論這一問題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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